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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不清楚，我只负责送，其它是不过问的。”
我决定到爸爸的单位里去问问，才13岁的弟弟和我一起去。路很远，我们步行，没坐公交车，为的是省下一点钱。
我先到延安西路的仪表局接待处找工宣队和军宣队。
接待处的人说：“仪表局没有工宣队，军宣队不了解情况，找了也没用，我们接待处也不了解。”他不知给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我说：“这种事情是机关大队处理的，五七干校的事、斗批改的事都是那里负责。”
见我不吱声，他紧接着说：“他们扣发工资总是有道理的。”
我不理他，带着弟弟又到位于愚园路的机关大队。
有个肥胖黑黑的女人坐在办公桌上，一口回绝说：“你爸爸本来就发生活费，这次到五七干校又不是作为五七战士去的，是作为‘劳动班’去的，他还在审查之中，没有定案，是不发工资的。”
我问她：“我爸爸早在去年五月份就撤消隔离审查，宣布为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还不发工资？”
她说：“这我们不知道。”
我说：“那好，现在我要下乡了，要准备行装，这点钱不够，怎么办？”
她冷冰冰地对我说：“钱不够关我们什么事？你们自己安排！”
我大声对她说：“钱都被你们扣了，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你让我们想什么办法！”
黑肥女人跟我吵起来，引来好多人围观。围观的人中有的“啧啧”地表示可怜，还有两个女的揩拭着湿润的眼睛。
有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人家孩子要下乡，这点生活费是有困难的。局里领导都在奉贤干校，可以写一个条子，让人带去请他们看看。”
旁边好多人附和：“是呀。”
这时过来另一个面相稍善的人让我写，然后把我写的纸条折成一个图案，慢慢对我说：“好吧，我今天就叫人把纸条送到奉贤去。”
我知道他只是不想引起单位里更多的人围观，想把我哄骗走而已，再说下去也没什么用，于是我不打招呼，拉着弟弟扭头走了。
弟弟一路跟着我，在哭。
快到家门口时，我对他说：“把眼泪擦干净再进屋。”
他擦干眼泪，我看着他，一直等到那双眼不再湿润，不再有泪水的痕迹，才带他进了家门。
因为家里，还有快八十多岁的爷爷和更小的妹妹弟弟。
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心底总会有一种坚强的声音响起：在面对历史而无可奈何时，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回到宿舍，坐在炕边，我为自己不再“鲁莽与粗心”而高兴之余，又觉得十分伤心：我真的就变成了迟纯的老牛、懦弱的绵羊了吗？在无尽无止的边境插队生活中，我还会变成什么样呢？想到现在，心中不由响起了一首缓慢、失落、悲怆的调子：
“偏远的山村，是多么的凄凉，
我坐在煤油灯下苦苦地想着我的爹娘。
孩子想爹娘，爹娘想孩子，
伤心的热泪像小河的水轻轻地往下淌。
想起了前途，我迎空长叹，
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
难道我的前途，就这样埋葬在异乡？
何时何日才能回到我的家乡。”
这是《南京知青之歌》，1970年夏，知青私下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将这首歌传遍了黑龙江边境上的所有知青点。
歌词共有6段，不知道原创歌词是否有这么多？口口相传中，也许有了很多修改。但这首歌无论从歌词内容还是旋律上都让很多知青感到陌生、震撼和异样，没人敢公开唱，只是在无人的地方，才会大声地唱出来发泄一下。
宿舍里没人，我大哭。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从来不哭的，今天怎么了？
难道是《南京知青之歌》的曲调和歌词触动了我心中的软肋吗？
高朗进来，诧异地看着我：“你不舒服了？”
我说：“没事。”
真的没事了，哭过之后心里觉得痛快了好多。
我想通了，父亲那句“回归农民”的话，早就在点拨我，下乡要经受的不是辉煌，而是要像农民一样平实地活着。
我脱下湿透的胶鞋，在高朗有点莫名其妙的注视下，光脚来到江边的沙滩上，沉浸在黑龙江里。江水轻轻拂去我身上的汗渍，消除我的疲劳。我快乐地挺起身子，仰躺在水面上，顺水淌下，感到无比的舒适。
蓝天上是朵朵白云，左右两岸是对峙的岗楼。
我翻转身来，蹬开两腿，划开两手，顶着水上，显得自由轻松。我曾经游过万米长泳，懂得水性。水在我露出的肩上“哗哗”地轻轻滑过，在身后跌落形成一卷卷小漩涡，泛起一阵阵白浆，翻滚着一泻而去。
在逆水而上的激流中，我发觉自己依然是如此坚韧。
我庆幸自己以前敢作敢为的本性并没有变，只是在经历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挫折后，懂得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变故，不再那么鲁莽粗心了。
正文 19、江边守尸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1913
今天削麻。
从地里割回麻，先沤在水里，等沤到麻杆上的皮与麻杆分离后，再把皮一条一条地扒下来，晒干后就可以搓成大大小小的麻绳了。
削麻，就是扒皮。沤过的麻味道非常臭，但活儿就在队部的场院里干，中午可以回知青点吃饭。
“丑媳近地家中宝”，我们生产队的地都很远，一年365天，240天都得带干粮下地，能在队部干活回知青点吃顿热饭，就算很惬意了。所以，我们并不把臭当回事。
中午回去吃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涌向江边，我也跟过去，站在岸坡上，远远看见有一块白布罩着一人。
下坡一看，盖着的白布被江风吹起，露出的手臂上长满黄毛，是一个白种人。他手心的皮被水浸泡得泛白，上臂已经发黑，血管像无数蚯蚓一样，乱七八糟地突出在皮肤上，飘来一股股比沤麻还要难闻的恶臭。
此人身体很高大很结实，大约是个军人，看不见脸和上身，但下身却竖得笔直。听捞的人说，他那儿被绑了一根小棍。身上还缠着渔网，脸肿大，嘴稍张，“卟卟”地冒着血。看来是被人打死扔进水里的。
只见中国边防战士在岗楼上向苏方岗楼打起旗语。
大意是告诉苏方边防：“发现了你方漂来的一具尸体。”
苏方也打起旗语，大意是在问中方：“明天上午来领行不行？”
中方商量后，再用旗语告诉苏方：“可以。”
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边境会晤”。
当晚，为了防止尸体被狗吃了或被水冲走，边防军把夜里看守的任务交给了民兵。
当时，边境上民兵分为三等：一等是武装民兵，归大队管，人手一枪，集中住宿，每晚值班。二等是基干民兵，归生产队管，一年中进行几次军事训练，平时参加几次站岗放哨。三等是普通民兵，虽然平时没啥事，但列入花名册，战时也要按班排编制组织起来。
我这时虽然还不是武装民兵，但属于被考察的基干民兵。当晚，武装民兵施卫疆就带着我去看守老毛子尸体。
月亮照在江边沙滩上，照在那具盖着白布的尸体上。
1米90多长的尸体，嘴里仍在冒着血沫，裆里的那玩意高高地顶着白布，风掀起白布一角时，可以看到那尸体上卷卷的长毛。
我们两个端枪坐在旁边，看着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都有点害怕。
我拉开枪栓，子弹上膛，以此来壮胆。
呵呵，别笑我，到底才17岁，还是个孩子，挺过这一夜不容易。
“今天又到周六了？”我想转移注意力，找了个话题问施卫疆。
施卫疆抱着枪，向对岸看了看，仔细听了一会儿说：“是，又到周六了。”
下乡的日子里，我们干一天活拿一天工分，今天是星期几？这个概念平时是没有的。
但只要一到春夏季节，每逢周六的晚上，对岸苏联农庄的姑娘就会来到江边的岗楼下，和苏军边防兵一起跳起舞蹈。顺风的时候，一阵阵手风琴声会飘过黑龙江。所以，只要听到俄罗斯的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又到周六了。
我很熟悉这些苏联的歌曲，像什么《卡秋莎》、《小路》、《伏尔加船夫曲》、《红梅花儿开》、《三套车》……
而像《山楂树》中的：“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的：“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很多知青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