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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人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9日，刘伯承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和第二十九军，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策励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请缨杀敌，愿为国效命，与日寇决一死战，誓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被迫逐步表明了对日抵抗的方针和立场，9月23日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一个广泛而可靠的基矗形势的巨大变化给刘伯承带来了新的使命，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加紧进行着党和红军的许多决策活动。7月22日至2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伯承和张浩、陈赓、郭述申，从甘肃镇原县屯子镇援西军司令部驻地前往出席。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听说刘伯承一行到达，出来迎接。会议室里，聂荣臻、邓小平、左权、黄克诚、王震、陆定一等人已先期到达。
刘伯承打开他的黑色笔记本，象拿毛笔一样，捏起一支铅笔，准备作记录。张浩知他惯用毛笔，小声说：“善使刀者不善使枪，还是找管毛笔吧。”
刘伯承改变握法，微微一笑：“胡服骑射，时移事异，不得不改了。”
任弼时宣布会议宗旨：“今天的会，是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接着他就卢沟桥事变阐述了当前形势：卢沟桥是控制平汉路、北宁路的枢纽。日军去年占领丰台，现在又突然占领卢沟桥，显然是早已策划好了的。日军已包围北平，天津去年就修好了飞机场，平津共集结了3万人。
日本动员了40万兵、400架飞机，准备陆续开到中国来。日军的意图，以大军威胁南京、平津，进而占领华北。
他边讲边翻着稿子：“二十九军打了一下，目前已退到永定河以西。华北当局动遥但二十九军下级官兵自动起来抗日，是可以拉到抗日阵营里来的。美、英、法从维护在华利益出发，都表示反对日本侵占华北，但并无实际行动。蒋介召调10个师到保定、石家庄一带，想求得和平解决，而无抗日决心。蒋介石的宣言，态度还比较强硬，但行动很使人担心。估计有两种前途：一是愿和平解决，无最大的抗日决心；二是在抗日运动的压力下提出抗战到底。我们党和红军只有抗战才有出路，党中央号召全国抗战，武装保卫平津。现在正处于争取实际抗战的阶段。”
任弼时讲完，由彭德怀作报告。他指出红军改编的意义，是改变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和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是为了便利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证共产党的单一领导。他强调指出，改编以后选择与教育干部是最重要的环节。提出要保存红军固有的特长，改正缺点，要反对在红军实际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与会者相继发言。轮到刘伯承发言时，他的话很条理、有节奏，使人听得明白、清晰。他分析说，卢沟桥事变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往北直接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往南已严重损害了英、美的殖民利益。日本陆军的重点是对付苏联，海军则是针对美国的。蒋介石搞中庸之道，实行投机政策。他这个亲英美派一方面依靠英、美的支持来牵制日本，一方面想利用日苏冲突来坐收渔利。看他17日的谈话，软话对日本，不肯关闭和谈的大门；硬话对民众，对民众抗日运动提出种种限制。然而日军重兵已临华北，危及他的统治地位，因此又不得不对日本也说几句硬话。不这样，他就控制不住抗日运动，担心被我们所利用。
刘伯承强调，我们应该按照党中央7月21日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去努力，争取发展到积极抗战、全国性的抗战。国共合作、联蒋的目的是为了一致抗日。从国际国内矛盾来分析，蒋介石是有可能抗日的。如果他不抗日，则毫不留情地批评、揭露他，促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归结到一点，中心在抗日，同时中心也在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努力。我们有不少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代表社会进步力量，有国际性党的组织，我们是抗日力量的核心。我们为了抗日才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否则就变成了无目的的行动。
我们与国民党联合，是两党平等地位，为抗日而合作，而不是依附于国民党的无条件的合作。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倒到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这个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民众上面。当前只有抗日才能挽救民族的灭亡，才能争取民众，才能在蒋介石一旦倒向帝国主义时不致被出卖。为着达到这样有利的目标，红军改编有重大的意义。但我们要有名正言顺的指挥机关，对国民党的让步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会议中间，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赶来参加，会议发言愈加踊跃。会议一致通过彭德怀的报告及有关决定。
会议召开前的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25日会议结束时，军委的命令期限已满，军以下部队都顺利完成了改编任务。会议于是要求与会将领回去继续抓好全面改编和军政训练，待命出征。
8月7日，援西军奉命移防。刘伯承、张浩率部山镇原出发，途经甘肃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的旬邑、淳化等地，于8月下旬到达红军新的集结地陕西三原县，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石桥镇以西的小磨村。
8月22日，刘伯承和张浩前往陕北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为了使全党和红军适应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国内出现的复杂的新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而召开的。会上，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与朱德、林伯渠、任弼时、彭德怀、周恩来等先后发言，着重围绕军事战略问题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对会议情况作了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决议和文件。
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路线和基本任务，指出争取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于25日结束。当天，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刘伯承被列为委员。其他10名委员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徐向前。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
中共中央军委刚一成立，立即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3个师，林彪为第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贺龙为第一，二○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刘伯承为第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不久，南方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8月27日，刘伯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谁吸引谁的问题。
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负责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后的领导工作。刘伯承被任为委员。其他委员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同时决定成立各师军政委员会，刘伯承被委任为第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书记。
9月1日，刘伯承和张浩马不停蹄地赶回援西军驻地。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召开领导干部座谈会，传达洛川会议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