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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政委命令前卫连连长率部先渡。连长令第三排在江边掩护，率第一、二排分乘两只船首批过江，消灭了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水深江宽，无法架桥。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在江边一山洞里，设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昼夜不停地组织人马渡江。同时，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第一军团在龙街，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三军团在洪门渡，先头第十三团渡过江后，浮桥被激流冲垮。朱德于是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要求第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带第三营翻山20公里抢占通安镇。第二营连夜出发，翻过山头，在通安北面与敌人遭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带了两个营赶来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三营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溃兵满山遍野都是，刘元塘急得大哭，收容残部逃回会理去了。打完仗，指战员们纷纷议论：“刘总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我们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呢！”
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第三十七团最后一批渡江。指战员们见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挥他们作战的刘伯承，格外亲热，纷纷打着招呼。刘伯承也很高兴，大声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你们看，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也挡不住我们红军，我们全军都安全过来了！”
从5月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第一、三、五军团，除第三军团第十三团从洪门渡过江，第一军团1个野战医院在鲁车渡过江外，都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第九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沪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5月16日了，只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
5月12日，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第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并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会议期间，红军攻会理城不克，绕城而过，5月16日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冰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顺沪起义时刘伯承部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刘怕承写一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
邓秀廷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他率部前出到两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他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威名久著巴蜀，连刘湘、杨森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何况自己这样的能耐，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待。最后办法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秀廷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通过。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其他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忙用彝话制止。红一军团前锋也未还击，大呼“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邓秀廷部未摆出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秀廷部官兵几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撤往冕宁地区。
第三节彝海结盟
1935年5月20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到达沪沽。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沪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刘伯承、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晚上，刘伯承、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组织派来的人员，基本上把敌情搞清楚了。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沪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1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刘伯承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混血儿，他们内部有矛盾，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都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不管他黑彝白彝，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刘伯承立即起草了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中革军委处于行军状态，联系不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成行军队形，“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刘伯承与聂荣臻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作了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20日晚9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只见街头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
刘伯承、聂荣臻入城后，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聂荣臻亲自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21日上午，参谋高兴地向刘伯承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刘伯承说：“用我和聂政委的名义立即将‘侦察报告’上报军委。”中革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5月21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于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