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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历史学危机”的问题。现在史学界有的同志认为史学有危机，我不大相信。社会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都必须探索这一问题的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可以说是历史著作，它研究了在简单商品交换的发展中，怎样产生了货币，货币又怎样发展成资本，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历史研究。历史学研究对当前的现实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了解世界，就要了解世界历史；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历史；要保护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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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作历史的分析，这些都是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过去研究的范围太窄了，可以开拓，也可以采取一些新方法，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历史学有什么功能。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怎能说它面临危机呢？
五
最后，我要讲一下社会科学战线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经过７０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指导地位，这一点又是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相联系着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要靠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建设，靠大家的进一步努力，而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手段。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地要勇于探索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回避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思想问题；也要多方面地学习，善于接受人类一切有益的知识。这样，才能使我们手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无论从事实还是从逻辑来看都是必然达到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狭隘的宗派，要尊重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从这种态度出发，就要以宽广的胸怀团结一切同志，团结一切爱国的理论工作者和一切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有战斗性。这就是说，要勇于和善于消除阻碍我们前进的旧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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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原则问题上明辨是非。这当然不能靠打棍子，戴帽子。
那种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废除。
战斗性是要有说服力，善于以理服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弱点表现在：一怕犯错误，二怕被别人说成是“打棍子”。要消除这两怕。理论上突破和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提高理论水平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也要造成良好的学术环境，还需要时间，需要真正的深思熟虑。因此，要允许有反复、有偏差，甚至有错误，当然也容许改正错误。是否“打棍子”
，要看是否言之有据地说理。如果努力充实理论的准备，提高理论思辨的能力，那就能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说理，就无需怕这个，怕那个。
现在，社会处在大变化时期，但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安定的环境，这对于理论的发展是个极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珍惜这个条件，并以严肃的责任感要求自己，一方面密切联系实际，一方面加紧充实自己，以弥补理论准备之不足。我们还应该提倡一种严谨的学风和埋头苦干的精神。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我们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但不是一律提倡立竿见影，急功近利。有许多学术成果需要成年累月地努力才能完成；有的成果或许暂时不能直接用于决策，立即看出社会效果，然而是决策的必要的理论基础，能够长期地起作用。
我们的实际生活在大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发展，整个世界都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再加上我们主观上切实、认真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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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发展。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７日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７月１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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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社会学研究（两 篇）
第 一 篇
中国社会学学会从１９７９年３月成立后，七年间，为重建社会学，做了很多工作。社会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重视。
在这期间，费孝通先生不但为社会学的重建大声疾呼，而且对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方针、方法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我认为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
比如他在１９８２年写了《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就提到要把社会学建成“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他说：“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
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中国解放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和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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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
他还提出，要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学，就要从实际的调查研究做起。
他说：“要取得对社会的科学的知识，必须要针对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经过分析整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因之，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
我除了对费老这些根本性意见表示赞同以外，还想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讲社会学的。那时有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用社会学的名义在大学授课，讲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虽然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很注重研究社会，但是并不把这种研究称作社会学。毛泽东就主张对社会进行调查，他自己还亲自做农村调查。他所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经济，但也不局限于经济范围。
３０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陈翰笙也曾指导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们调查研究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农村经济，包括一些可以说是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社会学呢？
这是因为，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当时中国的社会学者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象，看到种种社会问题，也在考虑中国怎样才能发展、进步，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得出要从根本上改造旧的社会制度这种结论。他们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范围内考虑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结论则是：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小城市有许多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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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里处处有土匪，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在根本上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产生的。所以要消除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发生了“问题”和“主义”之争，争论的实质也就在这里。
３０年代，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杂志批评晏阳初先生，也是这个性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晏阳初先生当时也是真心实意地考虑中国农村怎么发展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的主导思想和一切努力都是在不触动土地关系的范围内试图改造农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那是不可能为中国农村找到出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任务是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并探索革命的道路，也就不能不否定各种以为无需经过革命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中国社会稳步前进的观点，当然也就不能承认这样的社会学。
当时许多社会学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