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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异常深厚，这种影响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以前是还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但已经有了“五四”
后３０年反封建斗争的成就，而且又在近４０年的历史条件下积累和消化了许多新的经验。我们是站在远远超越“五四”的高地上，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去最后完成反封建的任务。
７０年的历史的确不是在原地空转了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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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胡绳文集
四
最后，还要说以下几点，作为前文的补充说明。
１。
在考察历史时不能简单地类推，不能把一种历史条件下的是非，类推到另一历史条件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后３０年，破字当头是做得对的，不能因此认为近４０年也应该破字当头。我们肯定“五四”反封建斗争的伟大历史功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否定它；同样也不能在今天照搬“五四”的做法。历史当然不能切断。可以说，我们今天是继承“五四”的事业，但我们如果不能超越“五四”
，也继承不了“五四”。
２。
“五四”
时的人们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反封建传统。
他们的确反了应该反的东西，但也反了不应该反的东西。他们没有对传统作细致的分析，并且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这实际上违反了他们所提倡的科学精神。我们现在要继续否定那些与现代化相抵触的传统习惯势力；但是并不笼统地反传统，而要对传统采取科学的态度。不但不能重复那种在封建传统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难免出现的过火的破，而且必须重视吸取民族传统中的一切优秀的遗产。
有些遗产经过扬弃和改造，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奋发自强的精神，都不能轻易抛弃。
新的文化必须摆脱坏的老传统，但又不能与传统完全隔断，这是在破字当头的斗争时很难考虑到的，而现在必须这样考虑。
３。
“五四”讲民主和科学，固然可以说是立。但其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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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６３
时人讲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主要还是立足于破。民主和科学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民主事业（政治和经济的民主）
、科学事业（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研究的发展）
；另一层意思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包含反迷信、反神权、反专制、反盲从、反武断等等含义。
近４０年来，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和科学事业虽然经历曲折，但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摆脱了空想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科学在与实践结合中向前发展。
当然，我们在继续促进民主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同时，还要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破除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中。
对于习惯势力，不能靠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而要通过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通过教育来解决。
４。
“五四”以来，为什么经过７０年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在阻碍现代化的势力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破是必要的，但那不等于立。
在应该以立为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全力去立，甚至还以破为主。
这就造成现代化事业的进步迟缓，甚至停滞。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是个艰难的事业。过去的经验使我们懂得没有什么捷径，没有什么“一抓就灵”
的巧法。
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５。
“五四”是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起了并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８０％的人口是农民，对这个事实无论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能忘掉。
当然，农民中也在不断产生知识分子。农民群众中的大多数在近十年来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脱离自然经济、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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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农民不参加现代化事业，如果民主和科学之风不能吹到广大农村中去，是说不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的。
６。
“五四”时的人提出改造“国民性”
，改造“国民性质和行为”的问题。他们主要是由于抨击封建礼教熏染下的奴性心态而提出这个问题的。
如果以为经过７０年，“国民性”
仍然与“五四”时期一样，这不合乎事实。但是，我们的确还面临着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任务。在战胜贫穷的同时，必须战胜愚昧。封建统治的坏影响和因循守旧、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的旧习气等等，既是和贫穷相联系，又是和愚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我们不可能有成现代化事业。
也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才能不断地提高。
为１９８９年５月５日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原载《求是》１９８９年第９期，５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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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为清末之同盟会，而同盟会又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之成员组成。故以兴中会创立为中国国民党之诞辰是适当的。笔者谨于此祝贺中国国民党成立９０周年，并对中国国民党之历史试作一观察，当然是极为概略的观察。
一
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国，是兴中会至同盟会之一贯主张。孙中山及其同志十余年间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卒能实现其主张。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发动乙未（１８９５年）
、庚子（１９０年）二役，所依靠者惟会党力量。甲辰（１９０４年）
，孙中山于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云：“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见《民报》第一号）。中流社会渐次卷入革命潮流，始于庚子以后，盛于癸卯、甲辰（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之际。
同盟会于乙巳（１９０５年）成立，适应时势潮流，团结了知识界中的革命分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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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年后，列名参加者一万余人，其与国内中流社会以上之联系，遂大大超过兴中会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前，梁启超尝执舆论界之牛耳。彼虽一度表示赞成革命，但其根本政治思想终不能逸出师门范围，主张不必推翻清朝而实行君主立宪或所谓开明专制。梁以其富于感情之笔锋，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颂赞西方近代民族运动与革命运动中之历史人物，鼓吹种种与封建传统相违背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观念，其立论所起影响至深且巨。
许多青年经过梁启超之启蒙而趋向于革命，则为梁氏始料所未及。在同盟会之《民报》上执笔为文抨击梁氏之政治主张的诸撰稿人，以学问文章言，大都逊于梁氏，然终能使革命思想取代康梁之思想，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界中之主导思想。
同盟会及与同盟会有关之志士发动了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尤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用很大力量，几乎带有孤注一掷之心情而发动黄花岗之役，亦告失败，使革命党人颇感沮丧。
但实际上，每次失败都推进了革命风潮，使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同盟会就其总体而言，实为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且成立后不久，内部又发生分裂倾向。同盟会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严密的统一的组织来领导革命的。但同盟会以其革命的思想与纲领，以其成员之勇敢的自我牺牲的先锋行动，在整个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孙中山说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之中枢”
（民国十二年中山著《中国革命史》）
，这是不能否认的。
有人不承认同盟会为辛亥革命之领导者。其根据为，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之预定计划，孙中山也有“武昌之成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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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