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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旧艺术（中国戏）
，破坏旧宗教（鬼神）
，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和赛因斯（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６１—３６２页）
在这段话里所说的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究竟是什么含意，虽然还有待说明，但是用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破坏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这的确是五四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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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动的伟大功绩。
在五四运动以前二三十年，有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个“变法”
、“维新”的思潮，这个思潮在１８９８年达到了最高点。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压迫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极其软弱的力量。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虽然向往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止于主张君主立宪，他们把“民权”解释为“绅权”。他们还抬出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做自己的招牌，提倡孔教，只是给以若干新的解释。他们中的比较急进的分子对于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还没有同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决裂。
戊戌维新运动是个不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影响是很深远的。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人最初是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而接受新思想的。
１９１１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政治。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明确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实现这个要求。虽然他们并没有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入的批判，但是他们中有些人以鲜明的语言指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传统观念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相联系着的，必须推倒。无论如何，两千多年来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君主制度是站不住了，附着于君主制度的种种传统观念也不能不发生动摇。就思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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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来说，辛亥革命是又一次对封建主义的冲击，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它还是不彻底的。
辛亥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民国的招牌是挂起来了，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但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它作为近代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不能埋没的。
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指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几年间进行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而其反封建的彻底性远远地超过了它们。
１９１５年９月创刊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封建买办统治势力提倡尊孔读经，用封建的旧礼教来束缚青年的头脑，禁锢人民的精神，维护反动的政治，阻挠中国的进步。那时——如同鲁迅先生后来所说的——“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鲁迅全集》第６卷，５５页）。针对着这种反动潮流，《新青年》和其他一些刊物进行了猛烈的斗争。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者。他虽然是１９２１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也还基本上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他在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终于脱离共产党，走到了反革命的方面。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是当时先进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在１９１５年的文章中已毫不含糊地写道：“忠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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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奴隶之道德也。“（《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页）１９１７年有个读者提出”能否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的问题，陈独秀答复说：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三，５２页）
同旧道德家的说法相反，陈独秀以为，在封建礼教的权威动摇的情况下，“世风”
、“人心”并不是更坏一些，而是有了进步。他抨击传统的封建礼教是一种奴隶道德，这是五四时期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文化的人们一致的看法，这是击中要害的看法。
既然要推翻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也就必然要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
那时，所谓“孔教会”及其他类似组织正在大肆活动。孔教会成立于１９１３年，由一些封建的官僚、政客、文人组成。康有为是它的精神上的领袖。
它曾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死后，它仍鼓吹“定孔教为国教”
，主张在民国宪法上明定这一点。它的实际目的是要推翻民国。
１９１７年７月，军阀张勋和康有为合作演出了一场拥戴清朝末代小皇帝复辟的闹剧。
在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１７年间，陈独秀写了好几篇尖锐的论文，抨击尊孔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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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指明两者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他说：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２１页）。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
，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
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１１２页）
当时，有些人说，三纲五常之说出于后代，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原始孔教”和后代的孔教是有区别的，孔子的思想是被后世的儒者弄坏了的。陈独秀不承认这种说法，认为“原始孔教”和后代的孔教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他说：“儒教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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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曰礼“
，而礼的用意就在于区别尊卑贵贱，“三纲”之说也就由此而起。
“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０页）他反问说：如果孔子思想本身没有这样的内容，“汉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