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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顾辛亥革命说：“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
，那就是，“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
学习西方，发展新式工业，是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新风气。从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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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还很少。在这时期的后半期间，私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逐渐增多。
这本来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好时机。
但是，这时期的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办洋务的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所经营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的企业，虽然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对民族资本的发展不是起促进的作用，而是起阻滞的作用。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新式企业的要求，是针对封建政府、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而发出的。失败了的戊戌维新运动强烈地表达了这种要求。
经过１９００年的事变后，清朝形式上实行了奖励私人资本的政策，但不过是对投资的商人给以不同等级的官衔。私营企业在外国资本的排挤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仍然很难发展。这时外国资本已经深深侵入中国的工矿、交通各部门。指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坚持封建统治制度的清朝政府认真、有效地奖励保护私人工商业，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怎样才能发展资本主义呢？资产阶级改良派只是寄希望于封建国家的奖励，革命派则认为必须经过民主革命，才有可能“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辛亥革命没有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也就没有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
但是应该认为，革命派的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它是总结在此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经验达到的结论，也为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所证明。
本世纪３０年代，资产阶级学术界有人做过翻案文章，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国的社会进步本来是可以在洋务派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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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完成的，只可惜他们的事业被打断了。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不仅是倒退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而且比它更落后。按照这种观点，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继辛亥革命以后的人民革命也是不必要的。
第四，在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进行革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尖锐化，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兴起。看到这种情形，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不在思想上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中有所反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把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既是“政治革命”
（即民主革命）
，同时又是“社会革命”。孙中山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
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民报〉创刊周年庆祝纪念大会的演说》）。这是说，中国既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文明进步”
，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防止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
孙中山当时所说的民生主义的含义是“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
按照他所作的解释，是要由国家用低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使得地主不能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地价增涨而取得暴利。这种主张实际上只是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主从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中分取的一部分，因而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平均地权，所涉及的主要只是城市土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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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也包括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在内，其性质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的范畴，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
革命派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主观上自以为能使广大劳动人民不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苦。这是一种脱离历史实际的空想。这种空想既使他们更觉得有充分理由去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奋斗，又是模糊地表达了中国不应当完全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的一种想望。革命派不可能说出新路究竟怎样走，但是这种想望在当时要求革命的群众中是起了鼓舞作用的。在同盟会成立后一年，发生湘赣边界以会党组织为主要力量的起义。起义的檄文宣布自己的宗旨不仅在于推倒满清政府，“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
参与这次起义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把孙中山的思想带到了会党组织中，使这次起义具有了新的色彩。
为了说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还需要看一下辛亥革命和农民革命的关系，看一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关系。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反复地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农民没有能力消灭封建制度而代之以更进步的社会制度，但农民是封建社会中主要的乃至唯一的革命力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首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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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主要是农民。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表明了农民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革命理想、革命纲领和他们的政党组织，都表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些是中国社会过去没有的东西，然而是符合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
同时，应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的。
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及其以前成立的一些革命团体，总是一开始就考虑到实行武装起义，并着手联络江湖会党组织。
封建专制统治不容许任何民主政治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要革命，就不能不接受农民革命传统的影响。例如，１９０４年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在湖南举行成立会时，黄兴发言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像“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那样从首都发难。他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黄兴等人立即同湖南的哥老会组织合作，共谋起义。
孙中山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太平天国的斗争历史，惋惜于它的失败，并自认是它的继承人。对于义和团，革命派虽然一般采取否定的态度，但也有人赞扬它的斗争精神。陈天华批评义和团迷信邪术，不加区别地仇洋排外，“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
，但仍认为“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他认为，应当把“野蛮排外”改而为“文明排外”
（见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和《警世钟》）。革命派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又认为必须由“中等社会”来教育和提携下等社会，才能不重蹈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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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失败的覆辙。
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领导农民群众，把自发的农民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这不能被指责为是错误。
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起到这种领导作用。
农民革命的领袖，例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冯云山，在发动革命时，是生活在农民群众中，和农民群众一起斗争的。
和这种农民领袖不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同农民群众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此，他们只能找到现成的江湖会党的头头，企图通过他们来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以游民成分为主体的江湖会党虽然有些是有革命性的，但也容易动摇，其组织是极其散漫的。按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