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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他们没有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考虑中国的问题。邓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指”文化大革命“——引者）
，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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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２６９页）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是以过去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为鉴而提出来的。
邓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应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这两个特点。
他在１９７９年谈到底子薄这一点时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虽然有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整体上看，要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对于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过去毛泽东和同代的领导者们也是看到了的。毛泽东用“一穷二白”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性，往往估计不足；而且有时他们甚至认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更有利于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评论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说，那时人们认为，“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仿佛只要苦战三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他还说，“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见该书７２０页）。
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挥洒，画出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有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一定是和社会主义的很高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当社会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时候，不但谈不到最新最美，而且不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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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明确地指出，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
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找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在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人看来，是荒谬的。
的确，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况，一般地提出问题说，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应该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样的问题是无法答复的，或者只能答复城市应该是中心。
但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到农村中，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同样的情况。既然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必须更加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且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实行一系列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邓说：“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２６１页）
这里所说的一成不变的框框，就包括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公式。突破框框，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打破一般公式的束缚。
邓敢于突破框框，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同毛泽东敢于突破框框，找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样，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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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框框的束缚，许多问题是难于作出判断的。
１９７８年开始从人民公社制度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
（３６７页）
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来追问说，一切生产资料都成为公有的人民公社算社会主义，还是家庭承包算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的确是很难回答的。历史经验证明，公社所有制（后来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虽然看起来好像社会主义的味道很浓，但是并不能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并不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展开了宽广的发展前景。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２页）。后来他又反复讲这个思想。例如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
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５２页）十几年来，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抽象的意义上看，提出这样的大政策似乎是很奇怪的。
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这和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如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看，这个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中国是如此之大，各地区又是千差万别，如果必须所有地区、所有人齐头并进，那就只有陷入平均主义的贫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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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存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政策。邓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１０页）
关于外国资金的问题，邓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６５页）。按照这种观点，也根据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的具体历史情况，邓提出了“一国两制”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主张。
邓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
（５９页）
“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
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１０３页）
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这看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但切实掌握这一点，是重大的突破。
上述邓的这些观点，正如同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一样，会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奇谈，看作离经叛道。邓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必须加以发展。他说：“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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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上讲的，只是对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由于他们总结了一代代先进人士对于社会主义的想望中的合理成分，特别由于研究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是具有科学性的。但他们的设想只能是勾画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概的轮廓。
列宁虽然有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但也还不可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提出比较系统的意见。邓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