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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模式，改掉一切都由国家统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必须向世界开放，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先进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吸收这些东西就无法存在并发展起来。客观上存在着坚持基本路线的根据，但同时也存在发生某些事情冲击基本路线的可能。所以关键在于我们主观方面，是否真正看清楚客观形势，始终坚持这个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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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是发生过动摇的。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但１９５７年以后２０年，我们离开了这个中心，走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路上去，结果错过了时机，丧失了时间。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经验，看到首先必须把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的根本性的转变。正像江泽民同志报告说的，１４年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我们都没有动摇这个中心。就是说，如果我们因处理不好这些重大事件而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方面，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会动摇。
但是，我们没有发生动摇。这１４年里，我们走过的路是不平坦的。
１９８９年发生政治风波。十三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的领导机构。当时新的党中央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基本路线要不要变？江泽民同志报告里说，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新的党中央仍然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没有因为出现这场风波而动摇。
回顾近三四年，我们确是遇到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一些足以影响我们坚持基本路线的观念的事情。什么事情？一个是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一个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一个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制裁”。这三个的确是客观事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从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如果对这些事情不能正确对待，处理不当，就会对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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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
１９８９年动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一个后果，有中央领导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个事情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是，在这里不能把阶级分析任意地扩大，好像那次动乱标志着中国有一个反对我们党的阶级兴起了，认为中国十几年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它正在向我们挑战。
这样一种结论，完全不符合事实。恰恰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经过这十几年间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明显地改善，大家得到了实惠，我们才能够顶得住这场风波。中国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有一些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人，这并不奇怪，他们遇到某种机会就会起来捣乱。
但是，从这里就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显然是简单的、错误的。
苏联东欧剧变确实是世界史上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有人得出结论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种右倾势力。这固然是事实。但是，苏东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右倾势力起来了么？
为什么右倾势力会起来呢？
为什么一起来就能够把党和国家的面貌都改变了呢？看来根本问题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没搞上去，经济停滞，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差距继续不断地扩大。当然，再加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经济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死守着原来苏联那种经济模式，一切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管起来。这种模式把经济搞僵死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势力一下子就起来了，起来就得手了。所以参考苏东剧变得出结论，不是说现在就要倾全力去反对右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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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经济体制要改革，而且要改好。
如何看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制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我们１９８９年发生的动乱和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制裁”我们。我们当然要顶住。中国人是有民族气节的，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不怕什么“制裁”
，不允许别国在我们头上挥舞大棒。去年，我们的报纸刊物上比较着重讲和平演变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现在不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就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这本来是事实。当然不能说，不应该讲反和平演变。江泽民同志的这个报告中在《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部分里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说，反和平演变这根弦在我们头脑里是不能丢掉的。但是，我们不能拿反和平演变来代替改革开放的方针，不能把反和平演变当做对外政策的总题目。如果把反和平演变当作是第一位的问题，说因为帝国主义国家要通过和我们来往，通过经济、技术、文化各种交流，来实行和平演变，所以我们就把门关起来，不跟它们接触；因为多一个外资企业就是多一个和平演变的渠道，所以我们把渠道都塞住，也不要派留学生出国。
这样当然不行。
当年毛主席和尼克松打交道，他不知道尼克松心里想什么？
当然知道。早在６０年代初，我们的报纸就讲帝国主义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尼克松跑到中国来搞关系正常化，为了什么？他的目的中就有和平演变这一点。
毛主席的政策不是你搞和平演变，我就不跟你来往；而是：你利用我，我也利用你。那时还有一个和苏联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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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对外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我也要和你打交道。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建设就要开放，要尽可能利用外资，尽可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各种经验，这些都是必须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利用你要搞和平演变，就和你来往。
但是，我们头脑要很清楚，要抵制和平演变。美国的统治集团里无非两种人，一种人想用断然的办法来扼杀中国，还有一种人说这样不行，得慢慢地来，还得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各种来往，不能和它断绝关系，在来往中进行和平演变。
美国有没有人真心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富强起来，大概也有，但他们不是当权的势力。对上述两种人，我们和哪一种人打交道是很明显的。当然我们不要让它和平演变。它要演变，我们不演变，这事在我们。还可以用当年的抗日战争为例。
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消灭不了共产党，然后他改变了办法，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和共产党合作，目的其实是要“溶共”
，用和平办法来消灭共产党。是内战好呢，还是后者好呢？我们说还是后者好一点。我们就利用这点跟蒋合作，来共同抗日，先解决抗日问题。虽然我们懂得，蒋介石同我们合作不怀好意，是要消灭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跟他合作，不跟他建立统一战线。恰恰相反，我们要利用这点。从苏东剧变来看，如果简单说，就因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就变化了，这也不妥当。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它内部有弱点，所以会和平演变。帝国主义除了用武力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搞和平演变。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清醒头脑，抵制和反对和平演变。但我们反和平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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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它和我们来往是有和平演变的用心，所以我们反对和平演变就不跟它作生意，不要它的投资，不跟它来往，那是个愚蠢的政策。
从过去的经验和近几年的经验来说，我们在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后，除了客观上会发生一些干扰我们的情况外，主观上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干扰党的路线的思想，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什么提出主要防“左”？就是因为主要是“左”的东西可以干扰我们的思想。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