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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即他逝世前４年在给德国的倍倍尔的信中曾这样说：“你说我似乎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１８９８年崩溃，这是一个误会。
我只是说：到１８９８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我当然要避免事先作这类预言。“
（《马恩全集》第３８卷，第１８６页）
恩格斯逝世后２０年发生世界大战；后３０余年，发生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后５０年爆发又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自己所不能解决的根本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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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是站得住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这座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就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它在恩格斯以后又存在了一百年，而且还将继续支撑多少年。
对前一方面，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根据新的事实给以论证，后一方面尤其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
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使大国的兴衰过程加速，使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种矛盾加剧。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
本世纪６０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曾有过肯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和否定这种可能性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其实都没有充分的根据。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
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
这些都有待于人们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设想，社会主义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而且走一条特殊的路。
马克思１８１年在考虑回答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时提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也就是，“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马克思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恩全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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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卷，第４３１、４３８页）。但他们仍是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一篇文章这样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就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１８２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作的序言，《马恩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２６页）
东西方革命互为信号、互相补充的情形从来没有实现过。
历史经验倒是证明，任何国家是否能革命胜利，取得怎样的胜利，怎样走向社会主义，主要取决于本国的条件。国外条件只能起部分的、副次的作用。不顾其本国条件，揠苗助长，总是不成功的。一切过分重视国际影响的观点都为实际生活所否定。
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在这意义上，“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已有事实可证明。
但事实也证明，不通过这个峡谷，代替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新社会必须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成熟。这当然不是前一世纪的人能够预先设计的。
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如果不能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其中显然首先包括现代生产力，那么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应该加意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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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本世纪２０年代起，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马恩全集》第１６卷，第２４３页）当然也只能是这样。
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
马克思主义在２０世纪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
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结束，革命的科学也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建设的科学更非从头建立不可。
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的社会，就这意义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它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
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
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
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而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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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对旧社会的科学的分析，也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但是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必须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
在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革命中，各个国家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但革命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形式绝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个国家要按照自己的国情来走出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古代中国人曾把未来的理想社会称为“大同”
，但看来也不能只见其“同”
，而不见其“异”
，或者说“同”是要经过“异”才能达到的。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民族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决定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做法。用单一的模式来规范不同的国家，这已经在历史实践中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在原来拥有很高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也会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就显然更加复杂。
七十多年来，人类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在整个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事业中，不经过挫折和失败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说得好：“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马恩全集》第３７卷，第３２２页）
本世纪９０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
在建设的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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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总结本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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