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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投稿给《中华日报》的一个叫“动向”的副刊。这个副刊是左翼作家聂绀弩编辑的。当时我并不认识聂绀弩，他发表了我这个高中学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现在我都没有再去找寻了。在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中有一篇《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绳，他指出我在《走上实践的路去》一文中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那时鲁迅先生在“动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不过用的是笔名，我并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
虽然我开始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是在１９３４年，但是收在这个文集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却是在１９３５年写的。
问：您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
答：我这个文集里按文章性质分了四个部分，也就是四辑。每一辑里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辑“杂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题目叫《报复》，那是１９３５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我只在大学读了一年）。
文章的末尾还记明是“３月１６日晚在北平图书馆”
，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图书馆。对这篇文章也可以简单说几句话。我本来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６年的《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收入了《报复》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投寄给上海由曹聚仁主编的《芒种》杂志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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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佩服杂文卷的编者丁景唐同志，他竟然这样勤于爬罗剔抉，注意到了这篇短文。因为《新文学大系》选登了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气把我在２０岁以前写的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里。
问：那么，您在２０岁以前写的文章，在文集里还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１９３８年１月满２０岁。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写的文章都是２０岁以前写的。
在这个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当然只占极小部分。
这十几篇里多数是收在“思想文化评论”
这一辑里的。对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两篇说一说。一篇是《胡适论》，那时我参与办一个名叫《新学识》的杂志。这个杂志起先叫《生活知识》，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识》，又被禁，然后才改成《新学识》。参加办杂志的有一位搞戏剧的张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这个刊物上搞点新的栏目，于是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人物专栏。张庚写了一篇《梅兰芳论》，我写了一篇《胡适论》。这篇《胡适论》写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后来在５０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这个文集里面涉及胡适的文章有好多篇。
在１９４６年７月胡适从国外回来，准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我还写了一篇对他表示欢迎的文章（即《新文化运动所需要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适在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而且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什么宪法草案。
我于是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这就是“时事政治评论”中《制宪不如散会》这一篇。后来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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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又向学生说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我忍不住又写了篇短文加以驳斥，即“杂文”辑中的《理未易明么？
》。
现在回过来还是说１９３７年我写的另一篇文章《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这篇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当时，在《新学识》杂志上，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
，因此他主张“思想的统一”
，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我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就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我认为，在抗日这个共同大目标上应该求得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许各种思想相互争论。我在文章中说：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话当然是针对想用一种错误的思想来实行统一的国民党而说的。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反对写上述文章的那位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参加这个杂志的一些同志聚会座谈的时候，还有人指责我对自己的朋友提出批评是不对的。现在看来，我以为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的。当时正是从十年内战转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在进步人士中间不免由于误解统一战线而产生某种糊涂观点。我这篇文章提出的论点可能是有意义的。我记得，夏征农同志在抗战开始时选编出版的一本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文集中曾收入这篇文章。附带说一下，我在１９３７年虽然提出和那位朋友不同的意见，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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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好的同志。
我们以后还曾一起参加地下党的组织生活，合作得很好。他就是已经逝世的经济学家狄超白同志。
问：您曾出过《理性与自由》论文集。有些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发展的书，提到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不知道这些文章是不是都收入这本文集中了？
答：《理性与自由》是１９４６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评论集。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现在这本文集中的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中了。但是，这一辑比那一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多得多。刚才提到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没有收入《理性与自由》这本集子中。
“思想文化评论”
这一辑，也许可以说是我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
，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
记得在１０年前，我在美国遇到一位从台湾出来的学者，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我说，他对于我评论钱穆的文章很感兴趣，曾经在台湾复制了这篇文章，并在朋友间传阅。最近有个朋友看了我的文集的第一辑以后，表示欣赏这些文章，并且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高声”
加以赞许。
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批评文章不是靠放大嗓门、虚张声势来压倒人。这些文章难免有缺点，有失误之处，但如果在写法上还有点可取之处，恐怕超不过这位朋友的说法。
问：您刚才说，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是这本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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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分，但我们对第二辑“史事评论”和其他两辑的文章也很感兴趣。
我想问您，为什么在第三辑“时事政治评论”
中只收了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的文章？是不是在这以前您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答：在１９４６年以前，我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不少有关时事政治评论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比较零碎，我觉得已经没有保留的价值，不会引起现在读者的兴趣了。但我对１９４６年以后写的这些评论文章有点偏爱。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震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内战。我们党先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然后由于客观局势的发展，转入团结全国人民用革命战争来把旧中国改造成新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又有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包括柯灵、唐彛鞅嗟摹吨鼙ā罚硇鹇住⒅Ｕ耦熘鞅嗟摹睹裰鳌罚桎缺嗉摹段妮汀罚枰倚次恼隆：罄吹搅讼愀郏灿小度褐凇吩又竞推渌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