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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做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
到了1966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
,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1973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
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
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
“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
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
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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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146
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
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它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
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
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
,不是“秀才造反”
;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
,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
,不过“秀才”
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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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胡绳文集
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年)。
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1864年,而应该摆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
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30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
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20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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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346
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
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8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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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绳文集(1935—1948)
》
问:胡绳同志,最近我们看到了《胡绳文集(1935—1948)
》。这本书收有170篇文章,七十多万字。根据时间推算,这些文章是您在18岁到30岁时写的。
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您能在这样年轻时就写出这么多文章?
答:我在30岁以前写的文章,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我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把收集到的文章选择出大约一半,编在这个集子里面。其他还有些文章已经收集不到,而且大多我也不想去收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还写过、出版过六七本专题的书。在那时期,我写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主要由于客观的需要。那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客观上确有许多问题、许多现象使人心神不安,使人苦恼,使人激奋,需要思考,需要评论。而且也有些报纸、杂志要我写文章。我当时虽然还有些别的工作,但主要工作就是为报纸杂志写文章。
问:那么胡老,请问您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答:要说开始写作,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最初的写作就是在小学、中学的作文课上。但我在学生时已经开始写作文课以外的文章。
记得在初中时候曾和两个同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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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546
把个人写的文章誊写出来,订在一起传阅。到了高中,我还和一些同学办壁报。
那一年是1933年,正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我们为纪念马克思出了一期壁报。至于说把文章用铅字排印出来,除了给学校的校刊和作为中学生投寄到学生杂志上的文章以外,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