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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年全国纱锭数量是３６７。
５万，１９３６年增到５１０。
３万。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有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中国的工厂所拥有的纱锭数，由１５７。
５万增加到２３５。
６万，增加几乎达５０％，在全国总数所占份额由４２。
９％提高到４６。
２％；中国商人的工厂拥有的纱锭数，从２０９。
９万增加到２７４。
６万，只增加３１％，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５７。
１％降到５３。
８％。
布机的情况大致相同。
１９２７年总台数是２９７８。
１９３６年总台数是５８４３９。其中外国资本的台数由１６３２９增加到３２９３６，增加一倍有余，在全国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５４。
８％提高到５８。
１％；华商数由１３４５９增加到２５０３，增加约９０％，而在总数中所占份额由４５。
２％降到４１。
９％。
（以上数字见１９４８年出版的《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３３５——３３６页）
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我国棉纺业自民国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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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胡绳文集
（１９３２年）
后，由于捐税繁重及花贵纱贱诸影响，深感无法支持。迄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下半年，５９家华商纱厂，完全停工者达２４厂，而减工者复有１４厂。固不能以纱锭布机数量之增加为衡量该业兴衰之标准也。“
（同上，２５５页）
这就是说，实际情况比上述数字还要糟得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棉纺织业、民族资本是在衰落中挣扎，而兴旺起来的却是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
国民党政权不能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它自己的生存就是靠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实现全国的统一，它内部派系林立，各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政权不但不能实现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
，而且不能实行它自己提出过的“二五减租”
，因而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没有改变。
国民党政权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国民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不仅背叛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宗旨，也背叛了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主张。
在国民党开始取得全国政权时，中产阶级曾经指望它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果完全失望了。经过抗日战争和战后的时期，更加深了这种失望。
三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１年成立时，只是几十个人的小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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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７４
时共产党人曾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当前的任务。但不久他们就懂得，为求中国进步，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起。由于积极参加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７年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发展到近六万人。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又使它大为缩小。
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主要在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在什么问题上发生分歧呢？当时的问题并不是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
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当时它所做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消灭封建土地关系。没有这种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说：“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
（《论联合政府》）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另一个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日益成为首要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且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这就促成了包括同意抗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毕竟坚持到取得最后胜利。由于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一百二十多万人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政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间（并有其他民主党派参加）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共产党为了实现符合于全国人民愿望的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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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这个主张国民党曾经表示同意，但是它终于背弃诺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可以说，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实行反共，导致国民革命功败垂成，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顽固地拒绝民主联合政府，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这就是共产党当时愿意和国民党在合作抗日以后继续合作建国的根据。
共产党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
，并不是说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已经考虑过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将成立怎样的国家的问题。一方面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他以为不应该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他担心这将导致下一次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也曾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在３０年代曾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概念。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起着重大的、以至领导的作用，那么革命胜利后就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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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国家。但是“非资本主义”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４０年代，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复。毛泽东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这个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概括地说，就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
“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新民主主义论》）。当然，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不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前提。
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并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地，他们欢迎美帝国主义来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在实际上统治中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也的确得到了它的大力支持。
国民党领导集团也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封建主义，不愿意用民主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主义。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任何有利的条件，却在自己身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这个官僚资本在战前已经形成，抗日战争期间大大发展起来。它利用抗战时机垄断金融，乘私人资本战时的困难而进行并吞，又从美国的财政援助中克扣私分。
战后，通过接受沦陷区的敌伪财产，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官僚资本膨胀到了极点。
１９４７年前后，国内人们估计，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集中的私有财富共达１００亿到２００亿美元，全国产业资本的８０％在他们手里。他们的财富并不都在国内，很大一部分散在美国、西欧、南美洲各处。美国作家西格雷夫说，在抗日战争将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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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家和宋家诸人在南美洲各处都有各自的财产，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