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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后来叫做“三大法宝”。
这的确是贯串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
大革命时期，一开始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当时放松了武装斗争，没有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结果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党注意搞武装斗争，但是忽略了统一战线问题，甚至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遵义会议以后，解决了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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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抓住了民族矛盾居于首位的形势，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最好地把二者结合了起来。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我认为，学术界对统一战线研究得不够。比如，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有很多议论，但恐怕不能说是很好地总结了经验。
《文汇报》７月１０日的一篇报道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共同进行的；第四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这个报导中说，第四种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好像这样说就解决了领导权问题。
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撤退，等等。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但如果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分别领导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至于上述第四种说法，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当然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说清领导权问题。
那么，到底怎样来说明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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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地看一下事实。在开始时，要同打了十年仗的国民党合作抗日，要承认它是全国政权，要改编我们的军队，党内许多同志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容易接受的。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民党的反民主的本质没有变，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对抗日采取消极态度。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干脆分裂，各干各的呢？那是不行的。如果那样做，内战就会不断扩大，国民党内部即使发生某些分裂，但国民党所属的巨大力量会转向同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这当然会使抗战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必须克服任何“左”的情绪。开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党内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认为既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需要提出自己的独立纲领，不能有任何必要的独立的行动，以为那样就会妨碍团结。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如果这样做下去，那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思想，是当时党内右倾思想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收集和研究从抗战开始前到抗战初期的各方面的言论，就可以看到党外有用这种思想来影响我们党的，党内也有表现这种偏向的言论。我们党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和十年内战期间的经验，从抗日的实际出发，克服了“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不是只团结，不斗争，也不是只斗争，不团结，而是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也就是在团结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方针。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必须有全民族的团结，也就必须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进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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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立足之地，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抗日战争也不能进行下去。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１９３５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
那次代表大会克服了在这以前，即从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也影响到中国）。
但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又滋生了右的倾向。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发生的右的倾向与此有关。可以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就各国国内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最有成效、最成功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克服“左”的倾向的同时，坚决地克服右的倾向，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前面讲的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几种说法，一句也没有提到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资产阶级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针来进行抗日战争。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自己的一套方针，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而且广泛地影响国民党地区内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中间阶级，包括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实力派，并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孤立打击顽固派。我们在抗战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固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但是我们用适当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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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按照它的反动方针把抗日战争引导到绝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战到底。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
１９８１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已过去六年多了。六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了许多新经验，使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给人以很多启示。我们在１９５６年刚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但没有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才刚刚起步。
当然，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
那时，毛泽东也常和别人说中国“一穷二白”
，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困难；但因为中国的这种状况同时又往往有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会更容易些、更快一些这样的想法。产生这种想法，看来是和错误地估计国家政权的作用，错误地运用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经验有关系。以为靠国家政权的行政手段，靠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干。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这种错误的危害性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１９５７年以后的许多“左”的错误，都使我们看到，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最一般的公式出发，是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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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
１９５８年提出“全民大炼钢铁”
，钢产量要一年翻一番，从前一年的５３５万吨变到“１０７０万吨钢”。
这好像是注意发展生产力，但结果完全失败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能起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办事，准备各种条件，使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从社会原有的水平逐步地前进。以为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就能一步登天，当然只是一种空想。再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它的发展水平不能不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