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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把任何理论上的错误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但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上述这些错误观点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追随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一种潮流，从根本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且用非科学的概念来评论社会主义，这只能导致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马克思是否讲过“异化”？是讲过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后来又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思想经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１８４４年马克思２６岁时，写了一些关于经济学、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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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在这些手稿中，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性，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了劳动异化和其他各种异化，而共产主义就是要克服异化，因此他称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
马克思在写这些手稿时还没有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也还没有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还没有形成。
１８４４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
１８４８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写《共产党宣言》时，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以后，马克思再不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划等号，而是直接批评各种抽象的人的观点。他的许多著作中完全不使用异化概念，而只是在《资本论》里有几处用到异化的概念。
《资本论》里也只是用“劳动异化”
、“异化劳动”来描写一种现象，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劳动异化的现象，他是用剩余价值学说，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来解释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个异化理论，有个和异化理论相联系着的人性、人道主义理论，并认为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前没有发表。他逝世后５０年，在１９３２年才有人们它整理出版。出版后的这部手稿立刻引起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很大兴趣。从３０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二十年内，研究这个手稿形成了一个热潮。他们说，从这部手稿中发现了一个“年青的马克思”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这个马克思和“传统的马克思”完全不同，而且在思想的高度上大大胜过“传统的马克思”。他们说，真正的马克思其实不是“传统的马克思”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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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青的马克思”
，或者说，全部马克思的著作都必须用１８４４年手稿中的基本概念来解释。
美国的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说，这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他说，现在马克思已不是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作者，不是以革命家的姿态出现，“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
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掀起这种热潮，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在思想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企图反对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阻挡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在这种企图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改而采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手法。
２６岁的马克思写的手稿被当成了一种武器，用以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无害的思想，并用以来攻击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攻击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界有不少人广泛地使用异化概念，以为可以用来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遭遇，于是赋与异化概念以各种含义，例如“无能为力”
、“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意义”
、“行为没有共同的规范”等等。
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实际生活和思想上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的一种反映。
使用异化概念只是表现了这种现象，而并没有给这种现象以科学的说明。
我们不能跟着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来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我们也可以研究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手稿，从这里看出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的同志把手稿中的话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来引用，只简单地注上“见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某页”
，这是吓唬人的、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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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的做法。至于人道主义，我们是要讲的。我们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不是从抽象的人的概念出发来建立我们的理论，不是从所谓克服异化、恢复人的本性的说法出发来讲人道主义。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我国宪法关于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一切人的能力和才智，也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解放全人类，而这个理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来最后达到的。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还有旧社会的残余痕迹，有许多弊病，还不成熟，因此还要改革，还要发展。用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察社会主义，只能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而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全和发展。
异化、人道主义这个问题和我们党史研究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这只是哲学界的问题，与党史没有多大关系。既然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党史工作者怎么能不关心呢？如果按照这个论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党史就非重写不可。如果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线索，那就必须用异化论去解释党的历史，必须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党的历史经验，必须以异化、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而且必须通过党史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用这种观点论述党和革命的历史经验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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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９８３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几次讲话的综合稿。原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４年第１期，１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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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要求。
历史是讲过去的事情。我们研究党史好像是向后看，但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历史。
我们研究过去常常是针对现实的，是根据现实需要研究过去。当然不可以为了现实的需要改造历史，历史是不能改造的。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是怎样就怎样。但过去发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着重研究，这就要有选择。选择就要联系现实需要。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与已往的历史有联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
历史经验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
现实生活不断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新经验，使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或从更高的水平上去认识。有些过去感到不很重要，但在今天看来却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再加以研究。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当前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今天现实生活的基本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与党史无关的。
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地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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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写出来的书也不会使读者感兴趣。
党史研究要注意社会效果。
如果对某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在党史中没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在这些枝节上进行争论，只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就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研究党史宜粗不宜细。党史上的事多得很，如果要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材料里，不能自拔。
我们应选择那些在历史上本来就重要，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对振奋人们精神，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思想方法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