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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
党中央１９８１年６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３２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这样，我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建国初年，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时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左”倾错误经历了曲折，遭受过挫折，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过程中之所以犯了“左”倾错误，以致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当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从这种“左”
倾错误中应该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凭一些“公式”
（这种“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
，如同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一样，也决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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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３
由于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学习的东西，所要做的工作，不免特别地繁多、复杂，需要用很长的时期。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很快地就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以为只要靠一两次群众运动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会犯大错误。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当然是对的。指出这一点，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毕竟只是最一般的规律。如果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那就不可能准确地看出究竟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有哪些东西需要改革。从“越大越公越好”之类的抽象观念出发去进行“改革”
，反而滋长吃“大锅饭”那样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是人类有史以来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的规律，把这个公式用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起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
“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产阶级斗”
，这个公式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灵魂。在这个公式下，既不区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也不对于似乎可以加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甚至乱戴这个帽子，其恶果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势力，当然必须打击。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其中有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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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胡绳文集
西（如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些东西（如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虽然有阶级的烙印，但也必须仔细地鉴别、分析、吸取和改造。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最高度（比起以往的社会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未来的社会中将消除商品生产。
但是中国的实际并不是商品生产已经很发达，而是还很不发达。脱离这种实际 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成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只能起妨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口号。其错误固然是在于事实上所打倒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权威，正如同在“走资派”的帽子下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一样。但还可以设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术权威，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防止他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用适当的方法帮助他改造，而同时认真地向他学习，把他的学术学过来，或者批判地吸收下来。既然他是权威，为什么不应该向他学习呢？可以用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打倒“学术权威”。
考虑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学术权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这样的口号就更显得荒谬了。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只靠这种一般规律，人们所能知道的至多也只是如同前引恩格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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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３
的前进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了事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
“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
“文化大革命”
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
，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
、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马克思在１８７７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
为此，马克思慨叹地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１页）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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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毛泽东同志为使中国革命的理论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曾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的经验，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产物，但毛泽东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地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从这里，后人可以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
要纠正这些“左”倾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很明显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也就是要恢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要坚决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又要敢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样做的。从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党和国家在各方面工作中所实行的方针、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坚定不移地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不是简单地回到１９５６年八大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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