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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而怀疑居于中间，也许更为正确。实际上，可以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有三个总是前后衔接的不同阶段。
一个人之所以对某事坚信不疑，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当出现异议时，他就会产生怀疑。最终，他往往能够克服这一切怀疑，从而又开始相信。这一次，他不是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地去认识真理，而是切切实实地去考察真理，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②。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智力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它还得在一段很长的期间内对他们的不经深思熟虑就坚信不疑的习惯听之任之，只能逐渐地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智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只能一次认识一点地向前发展，但被认识的那一点也在不断改变。这正是爆发革命的时期。于是，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就要吃点苦头！
不久以后，一批新的思想又接踵而来。
人们有了经验，在怀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摸索。
可以认为，大多数人都总是停留在下述两个阶段之一：不
②不过，我还不知这种深思熟虑的自信和对这种自信的主宰，是否曾经依靠理性信念的鼓舞把人的热心和信心提高到一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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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
至于来自真知和冲破怀疑的干扰的深思熟虑的自信，以及对这种自信的主宰，那只有很少人有能力达到这个阶段。
但也有人曾经指出，在宗教狂热鼎沸的时代，人们有时改变他们的信仰，而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时代，人人却死守自己的信条不放。
这种情形也见于出版自由风行时候的政治。
在互相质疑和轮番角逐的一切社会理论中，如有一个被人采纳并加以保护，那也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好的，而是因为人们不相信会有比它再好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会轻易地为自己的见解卖命，但也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见解。同时，殉道者和变节者亦都同样少见。
再为这个理由补充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最终总是要联系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觉到，更能持久。
究竟是民主制度的治理好，还是贵族制度的治理好，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贵族制度则将压迫另一些人。你富了，我就穷了——这是一个自行成立和不需讨论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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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的政治社团
英裔美国人对结社权的日常应用——三种政治社团——美国人如何将代议制用于社团——这对国家的危险——１８３１年关税问题大会——这次大会的立法性质——为什么结社权的无限应用在美国不如在他处危险——为什么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社团在民主国家的功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以外，还有许多必须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
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
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
假如是事关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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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自动组织活动小组，以使节日增辉和活动有条不紊。
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也建有社团。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
以后，我再找机会叙述社团对公民生活发生的作用。现在，我的任务是只谈政界。
既然结社权是公认的，所以公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行使。
一个社团可以由一致赞成某一学说或主张的若干人组成，并约定以某方式去促进该学说或主张获胜。因此，结社权与写作自由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早先建立的社团，却比出版界拥有更大的权力。
当一种见解由一个社团来代表时，它必须具有简单明确的形式。
这个社团要拥有它的支持者，并让支持者为本社团的事业献身。支持者们彼此结识以后，他们的热情便随人数的增加而增强。社团把多数人的精神力集结在一起，促使他们精神饱满地奔向由它指明的唯一目标。
行使结社权的第二阶段，是行使集会权D。当一个政治社团将其活动中心设在国内的某个重要地点时，它的活动显然要强大，而它的影响也将扩大。在那里，人们容易互相见面，各种执行手段可以结合使用，思想可以用文字永远无法达到的力量和热情向外传播。
参阅奥格和雷著作第１６１页及以下几页，以及埃斯曼：《法国比较宪法要D义》（巴黎，１９２８年）第２卷第６２４页及以下几页。——法文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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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的政治社团３４２
最后，在政治方面，结社权的第三阶段是：同一见解的支持者们可以组成选举团，选出代表到中央立法机构去代表本社团。这就是真正将代议制用于政党了。
因此，第一，拥护同一见解的人要在彼此之间建立纯思想的联系；第二，他们要组成只代表本党的一个派系的小团体；第三，他们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政府中之政府。他们的代表表面上好象是在代表多数，而其实只代表他们的支持者的集体。他们的支持者也给人以代表国家和由此而来的一切道义力量的外貌。不错，这些支持者不能象他们那样有权制定法律，但支持者们可以攻击现行的法律和协助他们草拟法律。
假如一个民族完全没有利用自由的习惯，或易于掀起狂热的政治激情，而在它的立法者的多数之旁，只有一个负责审议和监督执行的少数，那我不妨认为它的公共秩序一定处。。。。
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证明一项法律本身比另一项法律好，与证明这项法律应代替另一项法律，其间无疑有很大不同。但是，当聪明人的智慧又发现一个重大差别时，他便不再考虑众人的想象。有时，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势均力敌的两派，每派都争做多数的代表。如果在领导权之旁再建立一个道义权威几乎与它同样大的权力，你会认为领导权能够长期只说不干地混下去吗？
认为结社的目的在于引导舆论而不在于强制舆论，在于审议法律而不在于立法，乃是形而上学的想法。人们能在这样的想法面前止步不前吗？
我越深入研究出版自由的主要成果，便越深信它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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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是自由的主要成分，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一个决心保卫自由的国家，有权要求人们全力尊重自由。
但是，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尽相同：前者的必要性不如后者，而其危险性却大于后者。一个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国家为使结社自由存在，有时也需要耍些手腕。
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
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这项权力被容许到我们难以想象的最大程度。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关税问题和贸易自由问题曾在美国引起人们很大冲动，关税制度不仅影响舆论，而且影响十分重大的物质利益。
北方把它的一部分繁荣归因于关税制度，而南方则把它的一切灾难归因关税制度。可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关税制度一直是使当时美国不安的唯一政治激情的制造者。
１８３１年，当争论处于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萨诸塞州公民想出一个办法，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