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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后，我和Elsa去见了那个他们安排好的浙江一家银行的人。原计划是由这个娃代表某家浙江的地方银行入股东金集团。当然，他们拿不出太多钱。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东金集团同意这个很低的价钱（背后肯定有一些上层的运作），同时还要防止Katherine 从中作梗。
最后老子想出了一个很毒的办法：利用刘亦超。
东金的“话事人”叫老陈，他碰巧曾经是刘亦超在复旦的研究生老师，后来才到企业里面工作的。这次刘亦超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直接找我要求把case让给WT，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娃认为和老陈的特殊关系能帮上大忙，找我仅仅是“不要来掺合添麻烦”的意思。
我去见了刘亦超，直接说“我答应了”
他有点兴奋“那说说你的条件”
“没条件”
他愣了一下“没条件？白帮我们？”
老子很阴险的笑“你们运气好，捡了个便宜而已我其实不是帮你们，而是不想让北角成功！”
他娃当然不笨，脑袋里一转“逼Christina 把那个香港女人撤走？你就可以在大陆一个人说了算”
我看着他“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说过”
他笑笑“以前听人说过你心狠，没想到你还很无耻”
“彼此彼此，我们都是狗。狗从来都是吃独食的”
至于Katherine 那边，老子直接装傻。这个女人的行事风格和我完全不一样，她是属于典型的“内战内行，外站外行”。北角人人都怕她（甚至包括Sandy ），她娃一出现在任何部门，这个部门的人就开始写求职信，她妈的老子觉得Christy的“钦差”这个title ，更应该是她而不是我。
我直接给她说了“东金集团的case你做主吧，我协助你就行了”她娃以为老子也怕她，假笑“好啊，谢谢你配合！”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月，我把Katherine 的所有行动都悄悄透露给了刘亦超。作为回报，刘亦超也把他的关键计划给我透了一部分。这是我和他说好的，因为我“要扳倒Katherine〃，所以必须知道WT打算怎么做东金这个case，然后向Christy整Katherine 的黑材料时才能有话说。刘亦超虽然稍稍有点怀疑，但被老子那句”既然要编慌就得编圆，不然我的目的达不到要不我们停止合作？“给糊弄过去了。
我和Elsa在暗处看他们两个人狗咬狗，等机会。
到了12月底，时机成熟了。当时的情况是Katherine 明显处于下风，她用的是香港那套办法，这种手段在大陆很难奏效，就算这次没有WT在竞争，我估计东金集团的大股东也不太会同意卖给北角；刘亦超那边比较难啃，但他娃的马脚最后还是露了出来：直接给老陈送了钱，通过老陈的秘书办的！
这个鸡巴白痴，在上海这种地方怎么能直接送钱？还他妈经过了第三人的手？
Elsa立即向上面汇报“需要协助！”当天晚上老陈的秘书就被东金集团在上海的主管部门的纪委约谈，第二天老陈也被叫去谈话，栽掉了刘亦超嗅觉很灵敏，发现爆线后立即就消失了。老子一下明白，怪不得他娃在俄罗斯和东欧混了好几年都没栽掉，原来在那边的“险恶环境”下嗅觉早就炼出来了，狗日的，命大！
Katherine 刚听到WT已经自动退出竞争时还很高兴，但后来就高兴不起来了：东金的主管部门因为老陈的事，开始严查这次东金收购的整个来龙去脉，虽然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把Kathersine唬住了。因为南福是民营公司，“牵连”的风险要大得多，东金的主管部门已经不太可能同意民营资本进来了。
后来果然如此：主管部门只留下了那家浙江银行作为备选对象，因为他们是国营的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一个月后就签字了。
2007年1 月份，我和Elsa同时离开了北角，在上海和Katherine 交接完毕后。我想了很久，还是对Elsa说“我得去趟香港，不可能就这么走了”
她有点吃惊“去香港？你要仔细考虑清楚，维姐应该知道你已经反水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至少该见个最后一面吧”
Elsa看着我“我马上有下一个任务，短期之内不可能再见你。如果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去找”
我打断她“不会有事的！”
一周后，我悄悄到了香港，用的是自己的通行证（红本通行证和老鹰国护照都已经交给Katherine 了）。在尖沙咀一间很偏的酒店住下，然后到街上的公用电话给Sandy 打了个手机“我想见她！”Sandy 很吃惊“你在香港？”“嗯！时间地点你给我在msn 上留言吧”
过了两天，我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Sandy 终于留了言，下午在港岛的天星码头见。
那天下午我在码头边的一个椅子上等了2 小时Sandy 才来，只有她一个人。
我很失望“她不愿意再见我？”
Sandy 拿出一个薄薄的信封“只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收下信封，不知道该说什么。
Sandy 转身要走，我想了想，叫住她“Sandy ，谢谢你！”
她轻轻笑了笑，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慢慢坐下来，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5 年前我们刚到广州，挑写字楼时在中信对面小广场的一张合影，那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亲密动作，我右手轻轻揽着她的腰。当时我才25岁，她34岁
照面背面有八个钢笔写的繁体字“難忘歲月，永記于心”
我在码头椅子上一直坐到了华灯初上，静静的看着不远处的2IFC北角那一层。她的办公室在面向维港这边，她是不是也在透过落地玻璃望着楼下码头上那个跟随了她5 年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苦涩滋味充满心间，就像当年的那首《一生何求》：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当天晚上我过关回了大陆，补了张回成都的末班机票。在宝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在卫生间里把那张照片烧掉了。难忘岁月，永记于心，只是我已经长大。
到了2007年4 月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资收购的政策突然来了个大改变（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中美高层角力的原因），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开放了很多行业。基本上北角这种公司存在的必要性降低了50％。外资财团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的进入中国，很多事情也没必要再偷偷摸摸不知道这是退步还是进步？但是至少，从事北角这一行的人都可以“见光”了。
我去上海见了一次Elsa。 她当时没事，在休假。我们吃了晚饭，又一直呆到半夜。交谈的一些内容不能写出来（关于她的工作和身份），简单聊聊她说的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在被外国人左右，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各种国外势力的角斗场。我没有权利评价GCD 如何如何，但至少现在中国终于走到了‘自己’的路上。这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谁是执政党已经无关紧要，至少现在中国终于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我们再也不用看他人脸色”
我静静地听完，沉默了很久。
半年前决定反水，是下意识的认为我应该那样去做，而没有想太多这些东西。每一个70s 大学毕业生在从少年到青年、中年的过程中其实都碰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但是“道路选择”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一个死结！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能够做的就是赌，赌GCD 能成功其实概率都一样，唯一让我们站在这边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中国人。
告别的时候Elsa送了我一块表，是块很普通的天梭，在朋友店里拿的。她有点不好意思“我收入实际上并不高，只买的起这个，你留个纪念吧”
我想了想“怎么纪念？呵呵，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欧云星和林黎确实都不是我真名你就记住是一个老乡送的吧”
“老乡？”
她沉默片刻，笑笑，然后用一种我很熟悉的方言轻声说“我们屋头是九龙坡的”
我愣了好一下，换成四川话“原来你是重庆人？真没想到”
“很正常啊，工作需要”
快天亮的时候，她幽幽的问“如果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你会”
“什么？”
“你会喜欢上我吗？”
我有点不好意思“会！因为我们做过战友”
她脸有点红“我也会”
“多保重！”
“你也一样！”
剩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