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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视而不见、不加任何惩罚呢？
反之，却挖空心思地去致力于推行一些细微繁琐、超出常人的理解力的礼仪并为其制造舆论，这又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些事情的争论各方，究竟谁是正确的，谁犯有宗派分立罪或异端的——是那些统治他人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的；谁是谁非，在判明了他们各方分离的原因之后，一定会真相大白。
一个跟从基督、信奉主的教义、听从主的召唤的人，尽管他离弃父母、脱离他的国家的公共聚会和礼拜，或者不管他遗弃了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是不能被宣判为异端的。
虽然，教派之间的纷争对于灵魂的拯救应当承认是莫大的障碍，然而像奸淫、邪荡、污秽、偶像崇拜以及诸如此类无可否认的肉欲行为却是使徒明确宣布过“做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加拉太后书》第２１章）。因此，不论是谁，假使他果真是关心上帝的王国，并以努力在人们中间扩大这个王国为己任，他至少应当更加关心并努力根除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而不是党同伐异。
如果有谁反其道而行之，把同他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视若仇敌，残酷虐待，那就是怂恿这种与基督徒的名字不相称的不义和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人不管他如何喋喋不休的侈谈教会，他的行为已清楚表明：他所追求的，恰恰是另一个王国，而不是为了促进上帝之国。
如果有人真诚期望拯救别人，而又认为把别人折磨至死
①意指中世纪教会的火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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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论宗教宽容
是恰当的，这种情况，即便是在一个不信基督教的国家里，我认为也是非常奇怪的，而且我认为对任何其他的人也是一样。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谁都不会相信这种行为是出自仁爱、爱心和友善。如果有谁认为，应当用火和剑来强迫人们信奉某种教义，遵从这种或那种外部仪式，而无须考虑他们的道德；如果有谁强迫人们信奉他们不相信的东西，容许他们做福音书所讳禁的事，从而想方设法地把谬误者拉入教内；无疑，这种人是存心要使无数的人们参加到他自己的教派中来。但是所谓诉诸这些手段主要是为了建立纯正的基督教会云云，则是完全不能令人置信的。因此，那些不是真诚地为促进纯正的宗教和基督教会而争斗的人们，要诉诸于非属基督教论战的武器，也就不足为怪了。
假使他们也象我们的教主那样，真诚地为了有益于灵魂，他们就会跟在和平王子①后面，效仿他的完美榜样。那位和平王子派天兵收服各国时，不是用剑和其他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让他们在教堂里集合，而是以和平福音和堪为楷模的神圣交谈给他们作好准备。这就是救主的方式。假使那些异教徒果真能够因武力强迫而改宗，那些愚顽者能够因全副武装的士兵的胁迫而归正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对于拥有天兵天将的上帝说来，比任何教会的儿子都要更加容易得多，不论后者的骑兵骁将有多么强悍。
对于那些在宗教问题上持有异见的人实行宽容，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类的理智本来完全一致，有些人们对于如此透彻精辟的见解，竟如此愚盲，无视它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①指耶稣基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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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友人的一封信５
真是令人吃惊。这里，我不愿对一些人的傲慢和野心，或另一些人的偏激和狂热多所指摘。这些也许是人类难以完全避免的过错。然而，有些人虽然在反常情绪的支配下干下了这些劣迹，却没有一个人不想用虚伪的色彩把自己掩饰起来，骗取别人的赞许，免于承担罪责。但是，为了使一些人不得以关心公众福利和维护法律为名来掩饰其反基督教的残忍和迫害他人的真意；为了使另一些人也不得以宗教的名义为其自由主义和放荡行为寻求赦免——一句话，为了使谁都不得以效忠于君王或竭诚礼拜上帝为幌子，欺骗自己，或欺骗他人。
我以为下述这点是高于一切的，即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那种经常性的争端，即以那些关心或至少是自认为关心人的灵魂的人为一方，和以那些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为另一方的双方争端，便不可能告一结束。
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
所谓公民利益，我指的是生命、自由、健康和疾病以及对诸如金钱、土地、房屋、家俱等外在物的占有权。
官长的职责是：公正无私地行使平等的法律，总体上保护所有的人并具体地保护每一个公民属于今生的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如果有谁敢于违犯旨在维护上述所有权的、公正和平等的法律，其不法企图将会因为慑于惩罚而受到限制。
惩罚包括剥夺或限制他的公民权利或财产，亦即在正常情况下，他原本可以而且应当享受的那些权益。但是，鉴于任何人都不愿遭受被剥夺其任何一部分财产的惩罚，更不愿意丧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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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论宗教宽容
由和生命，所以官长是以他的全体臣民的力量为后盾，去惩罚那些侵犯任何他人权利的人。
既然官长的全部权力仅限于上述公民事务，而且其全部民事的权力、权利和辖制权仅限于关怀与增进这些公民权利，它不能、也不应当以任何方式扩及灵魂拯救。因此，我以为下述各点理由是可以充分确证的。
首先，谁也没有责成官长比他人更多地来掌管灵魂的事。
我可以用上帝的名义说，并未授予他这种权力。因为看来上帝从未把一个人高于另一个人的权威赐予任何人，致使他有权强迫任何人笃信他的宗教；也不能说人民赞同把这种权力交与了官长，因为谁都不会对自己的灵魂拯救弃之不问，而把它盲目地交由他人来决定取舍，无论他是国王，抑或是臣民，都不能由他来决定应该遵从何种信仰和礼拜。
这是因为，谁都不能使自己的信仰屈从于他人的指令，即便他想这样做也罢。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不论我们表示相信什么样的信仰、遵从什么样的外部礼拜形式，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内心里不是充分确信前者为纯正的信仰，后者为上帝所喜悦，这样的表白和礼拜便毫无裨益，而且注定会成为我们灵魂拯救的巨大障碍。因为这样做，不仅没有通过礼拜赎免我们原有的罪过，反倒因为我们用看来会触犯上帝的方式去礼拜全能之主而增添了新罪，这就是对神圣陛下伪善和蔑视之罪。
其次，掌管灵魂的事不可能属于民事官长，因为他的权力仅限于外部力量，而纯真的和救世的宗教则存在于心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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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友人的一封信７
部的信仰，舍此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为上帝所接受。悟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可能因外力的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东西。
监禁、酷刑和没收财产，所有这类性质的东西都不能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关于事物的内在判断。
人们仍可以辩解说，官长可以用辩论的方式引导异端派领悟真理，从而使他们的灵魂得救。
姑且同意这点。
但是，这对官长和他人是共同的。在通过理性来指导、教诲和纠正谬误方面，官长当然可以做那些善良的人所应做的事。官长身分并未要求他放弃人道或基督教理。
但是，劝说是一回事；命令又是一回事。晓之以论证是一回事；强之以刑罚则是另一回事。一个，只有民事权威才有权去做；至于另一个，则友善就是足够的权威。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规劝、勉励和说服谬误者，并通过说理引导他领悟真理。但是，颁布法律、要求服从和以刀剑进行强制，这些便不能属于他人而只能属于官长。基于上述理由，我断定，官长的权力是不能靠法律的威力来确立任何信条或礼拜形式的。因为法律若没有刑罚便不会有威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刑罚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它们无助于使人心里信服。如前所述，相信任何信条，遵从任何外部礼拜形式，除非表白信仰和举行礼拜仪式的人自己在内心里深信前者为真理、后者为上帝所领受，对于灵魂的拯救都是没有用处的。刑罚决不会使人产生这样的信念。只有启发和明证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