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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差异，并没造成什么感情上的障碍，相反，夫妻恩爱无间，相敬如宾。卢作孚常常是早出晚归，蜜月中的新娘从无半点怨怪。日子虽然艰难些，平淡清苦，但异常和睦。
1918年的新年钟声敲过，著名的史学家张石亲先生踏着钟声的余音来到卢作孚家。张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早已仰慕卢作孚先生文笔和才华，今特地登门造访，诚请卢先生编写合川县志。”
张先生的一片盛情和著县志之拳拳之心，卢作孚无法推诿。于是参加了合川县志的撰写。
1919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格外地早，惊蛰刚过，大地披上了一层绿衣。一场春雨，洗落了一冬的尘埃，山川叠翠，映山红开得如火如荼。
邮差送来一封信。信是从成都发出的。卢作孚小心翼翼地打开信，轻声阅读着：
“久慕卢作孚先生在新闻界和教育界之名望，故致函恭请前来省府出任编辑、主笔和记者”
落款是：成都川报社。还有社长龙飞凤舞的草书签名。
《川报》是成都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只有30来人，但在成都和四川的新闻界极负名望。卢作孚感到“在这样一家报纸工作，在社会上所起的教育作用显然比在一个中学里教育少数学生更大，更能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于是辞去了在县立中学任教师和兼写县志的工作，携妻带弟赴成都。
卢作孚刚刚放下行李，“五四运动”爆发。他即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之中。
卢作孚劝妻子放了脚，自己脱下了长衫，以一身灰麻色学生服代之。
在这场运动中，他认识了张秀熟先生。张秀熟在回忆中称卢作孚：“他本身就是学生，青年”；“《川报》成了成都唯一替学生说话的报纸”。
张秀熟回忆说：“当时，他身兼《川报》的编辑、主笔、记者三职。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他将《川报》作为斗争工具，以犀利的笔锋连续发表了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社论和专文；同时，积极报导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以抗议反动政府镇压人民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使《川报》成为成都的一家不畏反动政府恫吓，敢于投入‘五四运动’斗争的报纸。”
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卢作孚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进一步看清了中国社会的本质，同时也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首先在《川报》进行了改革，摒弃了古文的腐朽之风，以白话文代之。
他在《川报》上创辟《省议会旁听录》专栏。每当省议会开会，他列席旁听，对议会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违背民众愿望的举措一一给予无情的抨击。
一时，卢作孚声名大振。
卢作孚以其独到慧眼审视着中国社会，以其文章奠定了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当权的人物和省议会都对他另眼相看，纷纷以优厚的薪金邀聘他作官：督军熊克武要委他兼任督军署的委员；省议会要聘请他担任议会的秘书”真个是聘客盈门，但均被卢作孚拒绝。
这年冬，卢作孚喜添一子，取名国维。
杨森三顾“茅庐”，卢作孚、恽代英合力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卢作孚一踏上泸州泸永镇守使官邸门前的石级，杨森一身戎装笑眯眯地迎接了他。
“辛苦，辛苦。一路还顺利吧？”杨森客客气气地询问，“卢兄，我可是三顾茅庐啊！”
“愚弟可比不得诸葛孔明先生之才学，杨兄言重了。”卢作孚笑道。
“愚弟也非刘备呀！”杨森哈哈大笑，“这次请卢兄前来，担子可不轻啰！”
正是春天万物复苏的时节。春风拂面，树枝抽芽，大地吐秀。新上任的沪永镇守使杨森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地说：“我的建设新川南设想，还望卢兄鼎力相助。”
“愚弟不才，还望杨兄多多指教，并大力支持。”卢作孚说。
“那当然！”杨森这位风流将军直言快语，脱口而出。
在四川的大小军阀中，杨森可算得上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上任伊始，他就推行新政，力主革新，并提出“建设新川南”口号。为此’他四处网罗人才，真可谓求贤若渴，一大批进步人士纷沓而至。卢作孚因声名远播，很快便被杨森划入拉拢之列。杨森任命卢作孚为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一职。
起初，卢作孚不愿出任，再三推辞。杨森哪里肯依，几经劝说，卢作孚才勉强答应。
杨森说：“这世道，若想实现你的愿望，必须一双脚同时走两条路。”
卢作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杨森说的是实情。光凭一腔热情，做名教师就能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愿望吗？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必须涉足官场，正如杨森所言：一双脚同时走两条路！
卢作孚恍然大悟：这是通向事业的捷径。
他欣然受命。
卢作孚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他一上任，同时办两件事：第一是以开展教育为中心，创办通俗教育会，以继续推进“五四运动”开始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第二，是以整顿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彻底改变川南地区的教育制度，进行新的教育试验，为祖国培养有用的人才。
在卢作孚的构想下，一个通俗教育会应运而生。泸州地区各种形式的民众教育活动很快便广泛地开展起来了。为把人们吸引到读书活动中来，卢作孚首先建立了图书馆、阅览室，还采取派人挑书的办法，将图书送到四邻八乡去，供民众阅读。为检验阅读效果，他不定期举办各种展览，还规定每周三、周六晚定期在白塔寺通俗演讲所举行各种时事讲座和辩论会，以传播改造社会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意识的思想。
卢作孚尤其重视妇女的解放。他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活动，提倡放脚，剪短发，实行男女同校读书。他的妻子蒙淑仪首先放了脚，剪了短发。就连杨森的夫人也兴致勃勃地剪了发。
他提倡讲卫生、爱清洁、预防疾病，增进体质；为中小学生普及牛痘等等。此外，还举办过一次四川省从来没有举办过的学生和军人联合参加的体育运动会。这次运动会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提倡体育运动，而是一次移风易俗运动的大宣传。
泸州地区各界名流都请来了，就连杨森也不例外。
会场边设了一个剪发棚。凡来参加运动会的男男女女均从剪发棚门口路过。杨森的夫人首先剪了发，紧接着，愿剪和不愿剪发的人也都一一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整个运动场被标语包围了。那标语上的内容大多都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
有人写道：“整个运动会开得生动活泼，起到了宣传民众和教育民众的作用。这一新鲜事物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兴趣，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他们从狭隘的封建圈子里走出来，认识了一个充满乐趣和相互关心的社会。于是新风尚迅速形成，整个泸州和永宁地区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卢作孚在泸州所倡导的推进新文化运动很快就开花结果。
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卢作孚把川南的教育试验构想一一敲定。一旦成熟，马上付诸行动。他热衷于教育，认为“教育的意义，是在教人学习，教人从实际生活上去学习学骑马，要在马上学；学游泳，要在水上学；学用机器，要在机器前面学”
他反对旧的教育方式，极力推行自己的新教育学说。他把永宁地区所有的25所中学校长组织起来，组成一个考察团，赴上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大城市去参观学习。这种举措，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卢作孚早年即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创建人是李大刽、王光祈、陈愚生等人。为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的教育体系，1921年暑假，卢作孚专程从泸州赴重庆，拜会陈愚生，相商川南25所学校的领导骨干和师资人选问题。当时的陈愚生乃是川东道尹公署的秘书长。陈愚生听完卢作孚的改革教育设想，欣然同意，当即推荐了一批进步人士去川南，他们是：
川东道尹公署教育科长王德熙，出任川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