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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措，令航业界吃惊不小。虽然万流轮价值60万两银子，但此时却在水中，扔多少都等于是白扔。
卢作孚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8日，他与太古的老板签了约
5月19日，万流轮水中重见天日，并被拖到了民生机器厂，前后才不过两个来月的时间。
民生机器厂的修造能力更是让同业者们吃惊。万流轮长206英尺，民生机器厂将其拦腰切断，接长14英尺，使它变成一只长达220英尺，马力达3500匹，航速达17海里的新船，创下了川江修造史上的新纪元。
卢作孚将万流轮改名为“民权”。
太古公司老板对此十分恼怒旧本人还派人到民生机器厂刺探情况。一时，航业界对民生公司的实力摸不清到底多大。
同行们称赞的第二大奇迹，是民生公司粉碎了外国轮船公司对它的围攻。
1935年秋天到来的时候，一场残酷的竞争接近了尾声，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获得进一步发展，更加壮大起来。从此，英、日等国的轮船公司再也不敢小看它，许多外国的报纸、书刊也开始注意到它，纷纷著文报道民生公司的消息。
这一年，长江上游的大约80多只轮船中，几乎已有一半属于民生公司，而属于外国公司的轮船，只有十几只。外国国旗在长江上游已不再容易看到了。至此，卢作孚收回内河航权的愿望已初步实现。
同行们所称道的第三大奇迹是指卢作孚独创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
长江上游从每年12月初到次年的2月末即进入枯水季节。枯水季节里，水位低落。当水位降到10英尺以下时，长200英尺以上的大船就要停航；当水位降到零以上数英尺时，所有中外轮船，全部都要停航。到了这个时候，四川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要道就要断绝。在最危难的一次枯水季节里，水位竟降到零以上2英尺，所有轮船被迫停航。当时，四川的建设刚刚开始，中断运输，势必严重影响四川的建设，而民生公司也势将遭受重大损失。
在这严峻的时刻，卢作孚赶到了重庆，与专家们一起，搞出了个三段航行方案。这个方案是根据重庆宜昌间的水位情况，险恶河段的水流情况，以及民生公司的船舶性能、吃水深浅情况，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它将宜昌到重庆一段航线划分为三段，调集所有的大小轮船，分别参加各段的航行。卢国纪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详尽地作了叙述。他说开始的时候，第一段由宜昌到青滩的下旦仓，以民福、民治、民安等轮行驶；第二段由米仓峡到万县，以民康、民主等轮行驶；第三段由万县到重庆，以民意、民享等轮行驶。客货都在青滩和万县两地经过陆上转运。这样，完全不可能恢复的川江枯水航行，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
对于第三大奇迹，卢作孚自己这样评价道：“这一个伟大的事迹，一位船长周海清的帮助是很大的。他利用了这最枯的水位，领导了一群驾驶人员，细细地探察长江航道和一切险滩，遂使一般航运的安全也大大的进步了。”
后人在评价这三大奇迹时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打捞和改造万流轮的经验，很难想象民生机器厂能那样迅速地在（以后的）战时承担起如此艰巨、复杂的打捞沉船和改造旧船的任务；如果没有粉碎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民生公司也像捷江公司那样倒闭，很难想象战时后方的运输将如何进行；如果没有创造出长江上游三段航行的宝贵经验，很难想象紧张的宜昌撤退任务能那样及时和顺利地完成。”
卢作孚正在上海为建造一批新船而奔走时，一封电报追到了旅馆。
电报是何北衡先生从成都发来的，透露了四川省主席刘湘即将发表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消息。何北衡在电报中还说明这是刘湘的意见，劝他不要推脱。
卢作孚心里极不乐意。民生公司的事业正在蓬勃向前发展，需要自己，偏偏刘湘又要他当官。他毫不犹豫地回电一封，表示难以从命。
刘湘岂肯应允？只要在报上一登出消息，还怕卢作孚不从？于是，刘湘不顾卢作孚的坚决反对，在报上将任命书发表了。
卢作孚匆匆踏上返川之路。在重庆找到何北衡，一同面见刘湘，请刘湘收回任命。
任命已发表，岂有收回之理！刘湘不答应。双方僵持了整整16个小时。
刘湘的理由是：卢作孚对四川的情况清楚，早年就四川建设做过调查，著有专文专著，如《四川底新生命》、《四川人的大梦其醒》、《四川底问题》等等。这些文章，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川建设中的要点。
卢作孚只好勉强应允了下来。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值军阀混乱刚刚结束，目极之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这就加重了卢作孚的担子。
卢作孚上任伊始，亲自主持拟定了“1936年建设施政纲一要”。他为四川的建设指出了三个指导原则：
第一，必须先有明确的目的。从事建设，绝非供人观赏，而是下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有助于使国家富强。因此，应当集中全力发展生产，以及发展与生产有紧密关联的交通。
第二，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首先应搜集可供参考的材料，这就必须展开农业、工商业、矿产及森林资源的调查工作，展开水利建设、水力发电和矿区的测量工作，展开各个地区的气象观测工作，以及展开农业改良及除灭虫害的试验研究工作。
第三，必须先有整个的计划。一切建设都必须在整个的计划下面进行。一方面，凡相关的事业，必须同时建设，同时经营，使有需要，即有供给。如产了多少茧，就必须缫多少丝；建设一个电厂，即应同时建设若干用电的工厂。另一方面，凡建设事业，都必须联合成一个整体，以避免相互间的残酷竞争，保障共同的利益。为了防止任何事业实行垄断，必须作出限制物价及限制盈余分配的规定。
卢作孚正是按照这些原则，开始了建设全川的工作。
1935年冬，民生公司在上海订造的轮船已达21艘。卢作孚一边着手抓四川的建设，一边加快民生公司的发展步伐，还念念不忘北碚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现在已是一心三用。而这三者之间又并不是独立的，却是相互关联——为了整个四川的建设。它亦如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就有两个目的：一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民族航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地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写道：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都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一切事业以至整个国家的根本。在现代的集团生活没有建设成功以前，是不容易看见上面那许多建设事业的，只会看出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在那里毁坏许多建设事业而已。”
卢作孚正是依据自己的理想，去试验他的新生活。他为此在民生公司响亮地提出一个公司要有精神：民生公司要有民生精神。
他提出两个口号：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民生公司的一切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口号的精神进行的。
他别出心裁地在民生公司的信封背面印着“逐日应有的检讨”。检讨共10条：
1．今天的工作尽力做完没有？
2．每一工作，在事前确定计划没有？
3．每一工作，在事后整理清楚没有？
4．工作的成绩，比昨天进步没有？比他人落后没有？
5．事务上有悬着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
6．有一钱一物的浪费没有？
7．如果离开现有职务，交代清楚没有？
8．个人的知识能力逐渐提高没有？
9．事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10．社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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