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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倍,3倍价钱!”船长急了。
“30倍也不干!”
“不干就是不干,你的这么啰嗦的干什么!”
日本船长气得浑身直发抖。
船卸不了货,又不能开,损失可就太大了。日本船长在甲板上干生气,没办法。
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出面,向地方当局施加压力。地方当局的答复是:“这事我们管不着,也不属我们的职权范围,请找川江航务管理处。”
日本领事只好放下臭架子,去见卢作孚。卢作孚双手一摊:“是吗?我的职权是管理川江上往来的中外轮船检查,码头工人我可管不着。”
日本领事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灰溜溜地走了。
日本领事馆岂肯善罢甘休,向督办公署施加压力,要求督办取消航管处签发的命令。
“对不起领事先生,航管处系独立办事机构,督办公署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接待日本领事的王伯安秘书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要知道,我们中国与日本不同,这你是知道的,川军派系林立,不是谁说了能算的,请你找航管处。当然啰,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商量解决的”
王伯安哼哼哈哈,就这么将日本领事打发了。
这时,日商日清公司一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派买办邹侠丹出面和航管处交涉。
卢作孚客客气气地接待了邹侠丹,因为他是邹容的弟弟。
“邹先生,令兄一生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奋斗,他如果眼见列强的轮船横行江上,一定也会义愤填膺,和我们一样去抗争。”
邹侠丹回到公司,强烈的民族感使他痛感为日本人当说客之耻,呼吁船员应遵守中国法律,接受航管处检查。
公司对他的举动表示不满。邹侠丹愤然辞去职务,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的傲骨!
双方僵持着。
卢作孚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他事先已与驳船和码头工人进行商量,在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只要外国轮船不服从命令,就不给他们装卸货物,驳船和码头工人因此失去的收入,全部由川江航务管理处负责补偿。于是所有的中国工人在反帝爱国热情的激励下,都一致投入了斗争。
最后,洋老爷们终于屈服了,派出代表到川江航务管理处道歉,同意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同意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上船检查。
中国武装的士兵第一次以检查者的身份登上了外商轮船,这是自《天津条约》中国丧失内河航行权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捍卫了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横行川江的威风。
紧接着,卢作孚又向川江各轮船公司作出几项规定:
“几轮船装运客货,由中外轮船公司协商收费标准,不得随意放低或抬高运费。
“凡中国轮船因‘打兵差’(装兵运粮)时期所受损失,应由外商轮船同期内增收的运费中支出部分以为补偿。
“凡航行中不得肆意‘开快车’,浪翻撞沉中国木船或浪湿船上所载货物,若造成事故,必须赔偿一切人、财损失。”
卢作孚认为,只有这样,川江航业的竞争,才是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的。
外商轮船公司虽然极不情愿,但他们害怕重蹈日商日清公司的覆辙,让步了。
多少人想做的事情,让卢作孚给做了;多少人不敢想的事情,也让他给做到了。川江航业界背地里称他为“川江舵主”。卢作孚的名字因此而流遍长江。
一晃半年就要过去了。卢作孚原计划统一川江航业的良好愿望落空了。他原以为撮合中国轮船公司联合自助,远比对付军阀、洋人好办。没想到这回自己预测错了。他因而看清了国民劣根性中的散漫、自私自利本质!
他在《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一文中痛心疾首地写道:
“人们每每从中国目前的病像,感觉着‘中国人太自私自利’,认为是中国人的病根。诚然不错,做官人做到一国之大了,每每不顾到国计;亲民如一县之长,每每不顾到民生。他们忙着刮钱,忙着位置私人,忙着扩充势力,只知道而且只努力于‘自私自利’。更谁肯问公众的事,更谁不是做自己的事,更谁不是‘自私自利’?茶馆里贴着条儿‘休谈国事’,口头里念着要诀‘各人自扫门前雪’,正都是自私自利的标语。病根不在人们的自私自利,乃是社会要求的错误。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由社会的刺激而起反应的动物,正面有社会的引诱,使你不能拒绝;反面有社会的压迫,使你不能反抗。你唯一只有屈服——屈眼于社会的要求。”
卢作孚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病要从社会的要求医起!”
按照当初与刘湘的约定,卢作孚任期半年,期满即辞职。
刘湘苦苦挽留:“川江华轮公司的联合还没有实现,完成这件大事之后再辞职也为时不晚。”
“有何北衡先生在,甫公尽可放心。川江华轮联合,非航管处官方力所能及之事。再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初我们可是有言在先——为期半年的呀!”
川江航业的统一,看来不能依赖官方了,必须走另一条路——那条路,卢作孚心中已经有了底。
卢作孚辞职,刘湘不从。卢作孚一看不妙,借故民生公司有事,向刘湘请了长假,便脚底抹油——开溜了。
华东、东北万里行,卢作孚“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
1930年3月8日这天是后来的国际妇女节,卢作孚突然扔下所有的工作,率领一个由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峡防局组成的15人考察团离开重庆,顺江而下,开始了无论是对于卢作孚还是民生公司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旅行。“因为无论是民生公司的发展,川江航业的整顿,北碚地区的建设,都到了关键的时刻。如何规划,如何决策,如何更好地推动一切事业前进,如何更快地使祖国由贫穷变为富强,是摆在我的父亲面前的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是为此出川考察的。”卢国纪在回忆中说。
考察团的成员中有唐瑞五、王鳌溪、李公辅、胡缓若等。
出发前,卢作孚提了条要求:“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他要求此次考察,“集中在解决各个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上海。
轮船进入长江中游,水深流急,船越行越快。卢作孚不禁脱口而出:
“逝者如斯夫!”
唐瑞五情不自禁地接过话题:“你常说,最可贵的是时间,最可怕的是时间之快,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生命中多作些有益公众的事情。”
卢作孚两眼注视着前方:“是啊,现代世界,许多民族都在时间上比赛。你看美国,独立才好多年,德国崛起才好多年,日本维新才好多年,欧战以后苏俄才几年,意大利才几年,土耳其才几年,他们都由乱到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想想我们自己,经常坐看时间在流失,如同这船下的流水。怎能安之若素啊!”
唐瑞五道:“但愿这次考察能对北碚的建设有新的提高和突破。”他话题一转,回到了北碚建设的具体事情上,“眼下我们筹建的西部科学院正需要人才,到上海后最好能聘请一些专家到北碚工作。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想过。去年夏天子英他们30个人跟随中国科学社的专家到峨眉山、大凉山、小凉山采集植物、矿物、昆虫标本时,我就已经想过,一定要聘请一些专家学者到北碚。但是,我们从长计议,还得靠自己来培养人才。要建设,人才是第一位的。”
不知不觉,太阳掉进了江里——暮色降临,卢作孚意味深长地说:
“时间,决不容许你等待,亦不容许你迟疑,因为时间是不断前进的。要把握住时间啊!把握住对间,把握住机遇,就等于把握住了成功的机会。”
去上海的途中,卢作孚感到并不轻松。
船靠上码头,卢作孚第一个跳上岸。安排好考察团成员的住宿后,他兴致勃勃地去拜访故友蔡元培、黄炎培、秉农三等人。
黄炎培先生很兴奋:“多年不见,想不到你还真的办起了实业。你的名字在上海已经不是鲜为人知了。”
卢作孚很谦逊:“若说我学有所成,业有所就,这都和你当年的帮助与支持分不开。”
“哪里,哪里!孟子曰:君子创业重治,方可继也。希望你的船能早一天开到上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