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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这话说得太精彩，又经典，一位批评家能够如此“体贴”和“体会”写作者的感受，真是太难得。第一，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常常是身不由己的，不知道被一种什么东西拖拉着，牵引着，就这么往前走，来不及考虑这部作品之外的其实许多东西，比如“必备”什么，如果考虑太多了，也许会无从下笔，会觉得面前有许多路，结果反而就无路可走。第二，正如你说，即使研究和考虑了“必备”，也是各人各异，每个人的必备都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应该一样。
汪：我对长篇的看法受黑格尔和卢卡契的影响，已经陈旧了，我以为长篇要有刻划成功的人物，当然不一定是现实主义意义中的所谓典型人物。
范：不一定是很典型的，但要有能够让人“会意”的人物，也就从前说的让人产生共鸣、能够和读者沟通的人物。万泉和就是一个不典型的人物，但我在写他的时候，我跟他的精神是完全相通的，我常常为了他独自面对电脑大笑不止，幸亏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否则家人会以为我痴了，有时候为了他我心里很难过，隐隐的久久的心痛。这种情形在我过去的创作并不太多。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万泉和给读者的印象，但是我想，哪怕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和他沟通，甚至没有人能够和他沟通，我也喜欢他。
汪：长篇要具备复杂性，这是相对于中短篇而言的，复杂是多方面的，情节、结构、知性内容、主题与蕴含，等等；对作家来说，长篇是一个不小的动作，在艺术上要有想法，要有探索，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也有意义，但不能没有作为。我觉得《赤脚医生万泉和》在这些方面都是很丰富的。
范：你说得对，长篇是要好好酝酿的，长篇应该是复杂的。有的好长篇也许它的表现形式并不复杂，甚至很简单，很朴素，但是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复杂的。这个赤脚医生的题材我也是酝酿了很长时间的，可能跟我以前的几部长篇不太一样，我自己觉得艺术上探索的成份多了一些。
汪：这部小说写了不少人，万泉和当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这个人物很有趣，他在作品中是主人公兼叙事人。我想问问，你对这个人物是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定位的？如何塑造这个人物肯定有许多的选择，身份、性格、气质、命运等等。我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著名的表现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你也可以将他塑造成春苗一样的人物呀，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也有不少自学成才、妙手仁心的赤脚医生。
范：一开始不是这样定位的。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应该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万泉和。如你所说，可以有许多种选择，我现在这种写法，实际是反弹琵琶。但开始并没有这样的思路，开始还是从正面去考虑的，也许差一点就去写一个正面的自学成材、妙手仁心的赤脚医生了。但最后我走了另外一条路，说不太清楚是怎么形成这样一个形象的，但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并不是一下子就确定的，而是一直延续在整个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应该说，到最后一笔才最后完成了万泉和这个人物。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稿中，还有一些问题，我现在已经改出了第二稿，这个形象就更坚定不移了。
许多人一说到赤脚医生，肯定想到春苗和红雨（当年两部写赤脚医生的电影的主人公），这就是概念中的赤脚医生，但是我脑子里没有这两个人，一点都没有。我脑子里的赤脚医生，是生活中的真实的赤脚医生，因为他们是我家的邻居，是活生生的，我认得他们，我熟悉他们，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而不是概念中的春苗和红雨。但是我现在作品中的赤脚医生，和我曾经在生活中碰见过的赤脚医生，又完全不一样。
汪：万泉和不是春苗，他原先的理想是做一名木匠，但是万全林不收他，嫌他愚钝。在书中，万泉和虽然是赤脚医生，但却是最不愿意当医生也不愿意办医疗站的。这样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可能许多读者都会产生疑问的。
范：这是我的有意为之。没有人重视农村的医疗卫生，没有人关心贫穷的农民的看病问题，只有一个“脑膜炎”在做着这件事，他一边知道自己不行，不想做，一边还是在做着，为什么？因为没有别的人来做。来过的人又都走了。我这么写是走了一个极端的，可能会引起疑问，难道真的只有一个“脑膜炎”能当医生吗？我的回答是：是的，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的。
汪：万泉和自然不是一个好的医生，不但不是一个好的医生，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不成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一样做不起来，自己不想做的却总也让不掉，这是一个软弱的人，承受了太多的窝囊与委屈。
范：我替他委屈得不行，有时候真想为他掉眼泪。
汪：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中，这样的人似乎又是重要的，他使许多东西在变化与动荡中沉淀了下来。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幅场景：
我真没有出息，现在村子里的人都不守在家里了，外出的外出，进城的进城，开店的，开车的，反正干什么的都有，我却回来了，和我爹一起，呆呆地守望着村前的这条路。
坐我家的院子里，可以守望我们村通往外面世界的这条路。
我和我爹一起守望着村口的大路。
这条路就是许多年来许多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路。
这个场景是有禅意的。虽然这么说，但我不愿意将他看作是所谓大智若愚的人。
范：对的，他肯定不是大智若愚，我也没想写他是大智若愚。如果那样写，就跟我的初衷、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话自相矛盾了。他就是比别人笨，他笨得根本不能当医生，但是环境、时代以及农村的特殊状况以及他自己的个性等等逼得他从医。
汪：我对作为叙事人的万泉和同样感兴趣，这部作品通篇用第一人称，是万泉和在说。万泉和虽然“写”了这部小说，但他与小说中的生活是有距离的，经常是慢了半拍。他老实、木讷，对生活的认知经常停留在表面。
范：如果写一个聪明的、或者至少是正常的人，这么多年在农村坚持为农民看病，我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但我没有那样写。我也曾想那样写，后来觉得写不出来，就放弃了那一种可能。
汪：小说一开始写他父亲不同意他当医生让队里的许多人不解，这个谜在小说要结束时才解开，因为万泉和有脑膜炎后遗症。
范：其实万泉和得没得过脑膜炎、有没有后遗症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就是万泉和这个人是不适合、不能当医生的，但是他当了，虽然断断续续，但一直当了许多年，从青年当到快老年了。农村贫困落后，少有人来关心农民的生老病死，他不当谁来当？何况，他至少有个当医生的爹呀。农民的思想是简单的，直线条的，他们就认定万泉和要当医生的，哪怕他出医疗事故，甚至他看死了人。
汪：在乡村，百工之家常有子承父业的习俗，所以万人寿特别写了所谓的遗嘱，不能让这个儿子做医生。也就是说，万泉和是有疾的。我想你肯定留意过小说史上的“病残视角”或“愚人视角”。本来，第一人称视角就是一种有限的视角，这种有限是外部的。病残、愚人或童年视角也是一种限制性视角，不过，这种限制是内部的，是由作家对叙事人的认知特点的假定来实现的。因此，对这部作品的叙事视角来说，可以说是双重限制。
范：嘿，你没这么说的时候，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些，现在想起来，自己是不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一重限制就会把我难倒，双重限制就不知该怎么弄了。但也可能正因为自己糊里糊涂，没有考虑病残愚人视角，也没有考虑第一人称的难处理，才会写得比较放松，我大概是把自己当成了万泉和，写的时候真的很顺畅很痛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简直有点儿行云流水的感觉——对不起，实在忍不住抬举自己一下。尤其现在我在做修改，更觉得是一种享受，许多限制就这么被我的享受给忽视了。
四、 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一直提醒自己两个字：气场
汪：你刚才说你不想过多地去对生活做出解释，不想过多地涉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东西，这样的意图就是通过万泉和这种视角来进行的。从小说中人物来说，可以担纲叙事人的很多，但你不想让那些能说会道的，有权力有知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