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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这种回顾很有意义。文学界常有“代”的说法，许多人不以为然，以为这是研究者为了省事的说法，其实并不全如此。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说，这种“代”与血缘或生物上的“代”并不是一回事，它主要看知识谱系与价值观，如果这方面的变化小，血缘上的几代可能就是一代，如果变化大，变化剧烈，几年可能就是一代。你说你们与所谓的80、90一样吗？他们知道赤脚医生？或者说，他们谈起赤脚医生时有你们一样的经验，一样的情感记忆？我问我女儿什么是赤脚医生，她还下了个看上去很严密的定义，说就是没有行医资质而在乡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后来她也绕不清，干脆说就是非法行医吧。不过，代与代之间可以求同，但更应该丰异，特别是对文学而言，不同是好事，它有助于文学的多样化。
范：“代”既是年龄上的“代”，又不完全是年龄上的“代”，我也就赤脚医生的话题和我的孩子谈过，我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赤脚医生，他是８０年代出生的，他开始说不知道，后来想了想，说，大概就是农村的江湖郎中吧。我问他凭什么这么说，他又想了半天，才说，赤脚肯定是比较贫穷吧，农村的江湖郎中条件不是太好吧。再问下去，他就懒得再动脑筋想了。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妈妈对“赤脚医生”有那么深那么重的情感记忆，就算知道，他也不会觉得这是件什么事儿。假如时光倒流，他从小我就对他灌输我的情感记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会不会对“赤脚医生”有一些情感因素呢？可惜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操作的事情。好在他的情感记忆并不是空白，他们这一代人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记忆，正如你说，这是好事，有助于文学（和世界）多样化。
汪：在江苏，你与原来的“青创组”的不少作家一样，其创作开始于一个文学资源相对稀缺的年代，不像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一出手就让人感到起点高，像模像样的，你们个人的摸索时期很长，我最近还找了你早期的一些作品翻了翻，好多文字恐怕你都不看了吧？像《冬天里》、《小巷静悄悄》、《小巷曲曲弯弯地延伸》等等，题材多样，学生生活、知青、城市，手法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朴素的。但有一点，给人的感觉好像有写不完的东西，这就是你们这一代作家的优势，我不一定非写我经验过的，但我的库存永远在那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增值。
范：我从一开始就在摸索，一直摸索到现在还在摸索，而且还会摸索下去，这是肯定的。库存不断改变、增加或减少，对我来说，也有感觉枯竭的时候，但过了一段，又觉得货物充足了，又源源不断了。但这前前后后是有区别的，库存里有“我经验过的”和“非我经验过的”的两种货物。我觉得重要的是把“我非经验过的”变成“我经验过的”，我从前总是很羡慕写历史题材和过去题材的作家，我觉得我写不来，因为我不会想象也不敢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说话怎么行事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了变化，比如《赤脚医生》，虽然起源于“我经验过的”但其实其中大部分是“我非经验过的”，或者说，大的历史背景是“我经验过的”，许许多多的生活细胞却是“我非经验过的”，完成了这个转变，我对我的库存多少就有点信心了。
汪：你在自己风格的最初选择上花了多少时间？中间的曲折还记得吗？你好像还写过一篇这方面的小东西，叫《我是谁？》。我和晓华在九十年代写过你的作家论，按我们那时的说法，大概到了《裤裆巷风流记》、《光圈》、《顾氏传人》，你已经在各方面确立了你的文学选择，建立了你的文学范氏领地。九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文学年代啊，但那时我们特别说明了你与当时的文学风尚的距离，既不新潮，又不“复古”。复古在当时也是时尚，寻根就有这种因素在里头。一个作家，要找到这样的位置：既在时代里头，又不被时代所淹。不容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就是这种位置，她也去看灯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在场”，但她又不在人流里。
范：我有个朋友看我努力辛勤写作，好心地对我说，你喜欢写就写写吧，别对自己过高要求了，也许你这一生的创作高峰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了，而且这个高峰不仅是你个人的高峰，也算得上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所以你现在不用太卖力了（我听得出言下之意：你再卖力至多也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往后走）——你说说，这朋友，这话，说出来是叫人高兴还是叫人难过？可我这个人比较实用主义，他说我是高峰，我就高兴，他让我别再卖力，我就不听他的，该卖力还是卖力，该辛勤还是辛勤。你刚才提到《光圈》、《顾氏传人》还有九十年代初的其他一些中短篇，写这一部分作品时，我对文学的意识并不是太明确，不能说是无意识，但确实是在不太明白甚至糊里糊涂的状态下写作的。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一部意大利电影《木鞋树》，一激动忍不住记了一段笔记，笔记比较长，有对这部电影的感想记录，我这里就不说了，只说和小说有关的一小部分：“好的小说是很难写出内容提要的，好的电影也一样。想到自己在９０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光圈》、《文火煨肥羊》等，也是这样一种结构法，也是这样一种情状，至少是在向这种状态努力的，就感觉是很沟通的。写一种或许多种感觉而不是一种结果。”为什么我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也是这个原因。你和晓华当年的评价，对我是一大鼓舞，我努力写出一批那样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前两年我在《上海文学》“月月小说”发表了两个短篇，思和主编请杨扬王宏图等教授专家作点评，他们给我的标题是《反常规的写作意图在写作中的遭遇》，他们对我的作品评价和剖析非常深入和到位，但他们都认为这种写作“如果不是怀有某种艺术分析的期待，假如不是定下心来细细阅读，那是很容易被忽略过去的这一路小说技法的作家，他们只能维持在某种阅读维度之内，不可能是流行的。”——“在场”又“不在人流里”，就难免会少了许多现场直击的刺激和轰轰烈烈，或者只是站得远远的，在一个角落里，隔着一层夜色在看轰轰烈烈，大部分读者肯定是不过瘾的。所以，虽然他们认为我会坚持自己这种写作方式，一直写下去。但是我坦白，其实我是想变化的，我没有那么沉得住气。但是我又很怕丢掉了什么，结果找不到自己了。
汪：对人生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那时都清晰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一直在变的，这我后面可能还要说到，但有些东西，现在还在你的作品中。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东西，是事关生命的，一旦找到了，轻易丢不了，也不能丢。你在《顾氏传人》包括一些短篇中的叙事态度，在你的新长篇里还有影子啊。
范：你这样说了，我放心多了，不想丢的东西是丢不了的。想丢都丢不掉的，只有事关生命的东西。
汪：你那时的许多中短篇我们现在还有很深的印象，前几天我遇到范小天，还一起讨论过，像《桅子花开六瓣头》、《瑞云》、《光圈》、《伏针》等等。这些作品的风格与你同时期的一些长篇存在着互文的关系，是可以相互发明和解释的。这几天我把你的创作理了一下，是不是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