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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人民了。
2001年4月18日，受科学院国情研究所研究员康晓光先生的邀请，前去参加了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主的一些社团组织召开的报告会。在这个报告会期间，我见到了以康晓光为首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书名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其中有很多好文章，例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青基会会长徐永光先生的“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高丙中先生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康晓光先生的“关于官办社团自治化的个案研究”等。通过此书丰富的论述及大量的案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内部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大量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都是社团组织担负起原先国家和政府不能担负和没有担负的职责，例如慈善、教育、医疗、扶贫等等事情。
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创造性也是无穷的。当今的中国要在指导思想上来一场深刻的转变，那就是从国家至上转变为人民至上。政府要卸掉一些不该有的职责让社会承担。在现代法的精神中，最根本的是人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说，要以人的需要和幸福为本位和出发点来设置制度和法律。有些关系，比如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根子上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为了自己的共同利益，才通过一定形式产生了一个权力机构。公民把自己的部分权力授予国家，国家把部分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都是为了让国家和国际组织按公民、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来管理社会，调节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人本精神已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立法的精神和指导思想，中国也不能例外。
中国的法制要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改变国家本位的法律架构，把法律的制定、制度的架构转移到以人为宗旨和核心上来。市场经济下不需要万能的政府，而需要相对无为的政府。没有这样一场大的从国家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中国公民的国民待遇不会有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国际待遇也不会大提高。
当我写完这一节时，一件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事情发生了：7月13日晚，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举行的会议上，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消息传出后，整个北京欣喜若狂。首都沸腾了，中国沸腾了。在这一夜，无数人热泪盈眶。可以说这一个中国人民真正喜庆的日子，其欢欣的程度不亚于日本在1945年战败。
我的住处离南二环路只有不到一百米，自那晚11点钟之后，二环路上就是一片欢呼声，汽车喇叭声。我忍不住了，于半夜一点多钟走出了家门。来到街口一看，只见路边一片人向着不断驶过的汽车欢呼，汽车上的人向着路边人欢呼。喇叭声、喊声汇成一片。这天晚上大约是个汽车游行日，无数辆私家车、公家车开上二环路，绕城奔跑。车上的人从车窗里挥舞着红色的小旗，有些年轻人干脆就坐在车门的窗口上或车顶上。那些车顶有天窗的轿车好不威风，人们从车顶探出头来挥舞双手又喊又叫。
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大街向天安门走，一路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欢呼的车辆。人们没有别的语言，只有嗷嗷的叫，就是一种内心的发泄。自宣武门到和平门，自前门到天安门，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和欢乐的叫喊。转回到西单路口的南侧，路边的一处饮食店前坐满了人，我也要了两串羊肉串和一瓶啤酒坐下，与对面的两个西班牙青年人聊起了天。
我说你们能理解中国人此刻的心情吗？中国人之所以为这样事如此激动，如此高兴，主要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太低了，待遇太低了，中国人受屈辱的时间太长了，中国人不甘落后的心情太强烈了，中国人心情被压抑的时间太长了。
中国获得举办奥运会的权利，是中国的国际待遇提高的表现，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表现。当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仅仅是一种政治待遇的获得，而今天举办奥运会是一种综合待遇的获得。中国人怎能不为之振奋！如果到今年底，中国再能顺利的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在2001年里，中国就取得了两项重大的国际性待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如此珍惜声誉和名誉的中国人怎能不高兴，不激动！
看，中国人民是多么关心自己国家的国际待遇！几十年来，可以说中国人的所有付出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国家的国际待遇。与100年前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这都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结果。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这首歌唱出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谁不为国家的荣誉而自豪，谁不为国家的成就而骄傲！人民是热爱国家的，国家更要相信人民。只有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作用，国家才能强大，国家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有待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如果没有让人们群众和市场经济发挥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会提高，国际待遇也不会得到。到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一道理了。为国家而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国家本位不能救中国，真正使中国发达富强的必然是发挥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市场经济和人民本位。
在这天晚上，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认为中国人的国家情结会在祖国强盛了之后，扬眉吐气了之后，慢慢减弱。代之而起的将是人权情结。为国家无偿贡献的时代将转入争取自身权利的时代。这一时期大约会肇始于2001年，兴盛于2008年之后，时间段不会超过10年。
4，提高国民待遇的根本途径
提高国民待遇有很多方面，很多内容，也有很多方法，诸如调整发展战略，放弃盲目赶超，以人为本，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乡分割，打破经济垄断和各方面的垄断，保护生态环境，取消户籍管制，减少所有制歧视，提倡公平竞争，加强法制建设，提高中国的法学水平，改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等。但在谈了这么多方面之外，还有两个更基本更重要的方面需要格外注意，一是观念的启蒙与普及，二是通过政治改革进行反腐败。没有观念的更新和进步，没有思想先行，没有政治制度做保障，中国的国民待遇改变无从谈起。
西方有一派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是：人们的态度和意见决定社会的政治，也就是说政治是从社会中产生的。这派学者认为，研究政治要从社会着手，看它怎样影响政治。但也有一派学者认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几十年内做出的政治决定的结果，政治并非只是人们态度的反映，在很多事例中，态度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这派学者的观点看重制度，认为制度的作用比态度更重要，把制度放在第一位。
这两种学术观点分别代表着两个时期，强调制度重要的政治学观点统治着二战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强调态度重要的学术观点兴起于二战之后和当代。学术观点的变化至少反映了两个时期的社会演变。二战之后，由于世界民主性大大加强了，因此，人们态度在政治中扮演了更大的作用。于是，学者们便开始倾向社会基础的重要性。但在民主进程缓慢的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仍然高于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研究中国的问题要两条腿走路。一边要重视制度的改革，一边要重视人们思想态度的转变。特别是在今天，思想的启蒙更重于制度的推进。我在前面文章中已经说过，没有思想的同时跟进，制度的建立形同虚设。1954年的宪法就是个典型例子。所以，我更看重的是社会舆论和大众探讨。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参与，才会有一致的要求，才会改变某些事情。譬如户籍制度的问题，没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理性上进行认识和批判，它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没有制度的跟进，仅有思想观念普及也没多大用处。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人们对待遇的态度。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有人能忍受一种待遇而另一些人不能接受？为什么有人要求改变待遇，而另一些人不要求？说到底是因为人们的认识不同、观点和观念不同，从而导致了态度和行为不同。人们对待遇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习惯和习俗。谈到这里又要涉及到一个政治学原理，这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