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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还表现在国家之间，加拿大和美国对外来人口严加限制，就是因为怕外人来得太多，分摊了他们的资源。所以，在一个资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动的今天，人口却不能自由流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敞开门口，让人自由出入。世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城乡之间又怎能避免流动关卡呢？但是，国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不好解决，国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总是好解决的。这里关键要制订法律，要有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可以在国家内自由迁徙流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就可能出现一国之内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占据着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其他人得不到分享。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的内容却绝然不同。
在一个国家内对人口有分割的，只有历史上的南非和印度有过种族隔离和种姓隔离。其他很少有国家限制国民的自由往来、自由迁徙和流动。中国的户籍管制今天在世界上已经很显眼了。如果中国再不取消户籍管制就很可能成为国际间的笑话。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可能永远甚至长期地忍受这种户籍制度的分割。人民总是要自发反抗的。并且，中国农民从来都不甘屈从这样一个被分割的命运。看看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充分说明追求幸福生活是农民的天性，贫穷不永远属于农民。且不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何分田到户，80年代乡镇企业如何异军突起，就说90年代兴起的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最多时一度高达9000万人。中国浩大的民工潮是怎样形成的？是政府组织的吗？是国家号召的吗？全不是。是中国农民自发冲破户籍牢笼、摆脱贫穷的表现，是市场经济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表现，是市场给予中国农民广阔的用武天地。马克思说得好，中国农民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民待遇最差。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最低的待遇也使中国农民成了国家改革动力最大的阶层。如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农民待遇远不及这些国家。苏联在60年代就停止了从农民身上抽取资本，并且还反哺农民。苏联的集体农庄变成了与我们国家国企性质一样单位。所以，1991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变革后，那里的农民就没有中国农民那样的改革冲动，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劲头并不高。中国比苏东不平等得多，农村在改革前和城市一样完全受国家控制，但国家不负责任。直到80年代中国政府才承认农民的存量改革，即把地平分给农民，平等地占有初始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身上怎么能不蕴涵着巨大的改革冲动。
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时，常听到一句口头语：“头生子贵，小生子姣，折腾折腾老当腰。”这句话反映的是一个家庭中孩子们的不同待遇。在我们国家，农民就是被折腾的老当腰。但被折腾的人往往是最有能耐的人。现在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焕发出多大的创造力。2001年5月，我在《中外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揭示了创新动力来自何方。文章这样写道：
“《商界》杂志每期都介绍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但介绍的大多是乡镇或城市中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文章很值得一读，记得1999年夏天，当我读完介绍江苏森达皮鞋创办者朱相桂的那篇文章后，被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深深感动了。森达皮鞋就诞生于江苏北部的一个农村，但发展成中国今天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朱相桂被冠为“中国第一鞋王”，其发展史简直堪称中国奇迹。朱相桂原是江苏农村的普通农民，改革开放给了他创新的机会，他从办在制鞋作坊起家，逐步将销售打入上海大城市，然后进占全国以及国际市场。也就在10几年的时间里，江苏北部农村里的一个小制鞋厂发展成与意大利著名制鞋企业可以相媲美的中国知名皮鞋厂。
“最近又看到《商界》上介绍的湖北荆州蓝星清洗公司创业者杨忠洲的故事，看到《智囊》杂志上介绍的成都恩威制药公司创业者薛永新的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文章。这些故事读完后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些思考：中国经济的原动力在哪？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哪？在我们过去的思维里，这样的答案往往可能是计划经济的制定者，是领导我们前进的伟大领袖。但从近20多年生动的实践看，那些最无权又无势的基层人民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人世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越是处于困境的人，摆脱困境的愿望越强烈，而要摆脱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创新，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其创新动力和改革动力都主要来自基层，来自人民大众。就是这种脱困要求，逼迫着那些逆境之人和社会底层之人发奋图强，勇于创造。看看中国20多年来的实践，制度的每步改革，经济成就的每一项取得，无不来自要求摆脱贫困的人们自发的追求和努力。从小岗村农民的土地承包，到城镇中大批民营企业的涌现，无不是人民群众要求改善自身生活而采取的行动。80年代初掀起的那场改革给中国经济引入的制度创新因素，其最大的成果是崛起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这部分经济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为中国经济增量部分的主体。
“看看《商界》和《智囊》杂志那些封面人物，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贫如洗，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江苏森达公司的朱相桂，前身是一个普通的江苏农民，砖瓦窑厂的工人；成都恩威制药公司的薛永新早先是四川农村的一个木匠。蓝星公司的老总原先身份高一点，80年代初曾当过一家国营小厂的厂长，后因问题被调查并被迫辞职，成了一个摆小摊的个体户。这种遭遇也成了他发奋图强的动力。
“总起来说，越是困境和逆境之人，创造的心理越强烈。根据这一规律，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民。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批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无一不带有这种特点。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特权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的创新要求就比较少，主动性就差。优越生懒惰，条件好了反而消磨人的意志。国企与民企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创新动力上。几十年做老大做惯了，特别是在具有垄断地位日子比较好过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动脑子创新的。即使遇到亏损和生产上的问题，由于有国家这棵可依靠的大树，摆脱困境的责任心也不强。这就是在国企中保守大于创新的主要制度原因，也就是国企难以搞好的主要原因。
“农民一旦得到施展的机会，其创造精神是惊人的。但这种创造精神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是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如2000年，“四川第一打工妹”李晓芳，出资6000万元买下了她三台老家县委机关大院。她在珠海打工8 年，就攒下如此巨大的财富，真难以置信。四川省有3800多万农村劳动力，仅1999年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已达1111万人，其中向省内转移的有702万人，转向省外的408万人，在全国属第一。四川省外出民工创造的劳务收入，1994年为107亿元，1995年为170亿元，1999年是329亿元，相当于四川省全年的财政收入。2000年1…9月，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41元，以南充阆中为例，劳务收入占到全县人均国民收入的40％，有的地区更高。”＇见成都《新经济时报》，2001年2月1日，＇
农民创新的反面性就是赖昌星式的腐败人物和张君式的凶残人物。看看赖昌星有多大的本领，不仅将厦门200多名政府官员拉下水，并且将公安部副部长、中国打私办的主任李纪周也笼络地与他称兄道弟。大家说这是不是制度创新？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民创造性大不大？因此，农民问题就是这么复杂。你又同情他，又要警惕他。不减少这贫困一族，中国社会很难走上法治和正规。农民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文化精神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愿听到一些好消息。例如，2001年4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播出了四川欧阳晓玲的感人事迹。估计她也是一个农家出身的姑娘，四川南充市人，现在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农业青年。1987年，欧阳晓玲从林业学校毕业后，被分到当地林业研究所工作，干了6年林业员。但当以看到大片山坡地废弃荒芜，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又无法在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