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001年春节过后，我在浏览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时，发现书架上冒出许多全新的政治科学方面的书，都是在最近一年甚至最近一个月刚出版的。例如被我买回家的就有：
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导论》＇2000年11月第一次发行＇，《现代政治学原理》＇2000年4月第一版，2000年11月第三次印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行政学》＇2000年4月第一版＇；
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政治科学》＇2001年1月第一版＇，《世界政治》＇2001年1月第一版＇；
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人权与21世纪》＇2000年9月第一版＇，《中国法制史》＇2000年12月第一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的人权思想》＇2000年11月第一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2001年2月第一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政治》＇2000年3月第一版＇；
坦率地说，我很幸运，没有上述的书籍出版，是不可能尝试此书的写作的。本书的写作正是在这种大的政治气候条件下才可以成行。从大批科研出版物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人权问题、政治改革方面的话题已经不是理论界不能涉及的禁区，相反，这些领域已经被当做一门门科学来研究。一本本政治学、法学和行政学的教科书已成为大学生专业课的必读课本。
国民待遇的研究，人权的研究已成为时代的需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海年先生在《人权与21世纪》一书序言中所写的：“《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半个世纪后受到广泛纪念，说明人们从切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了人权的重要。也说明人们希望在新世纪里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人权，越来越多的权利被人们所关注，这是人们在客观世界面前觉悟的表现，也是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人只有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更好地发挥其能动作用。而这种能动作用的发挥，又是推动社会进步，使人们享有充分权利的条件。”
抚今思昔，象我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会感慨万千。回想青年时代，回想文化大革命那个时期，人们靠着热情和忠诚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在那个阶级论、成分论的时代，社会充满了崇拜和歧视。一方面是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一方面是对敌对阶级的仇恨和歧视。一方面是忘我无私的工作，一方面是残酷无情的迫害与斗争。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根本谈不上思考人权和待遇问题。
社会毕竟是进步了。2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建国之后按极左模式建造的制度大厦是否已经被拆除？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不合理国民待遇是否已经消失？改革开放后新诞生的种种新型腐败是否被遏制？湛江海关、厦门海关走私大案被查处后是否意味着此类现象已被杜绝？
现实告诉人们，摆在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一些社会腐败正在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两种国民待遇仍然存在，由两种不同户口造成的身份歧视依然在社会上流行，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不同待遇也仍然存在。更主要的是，改革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积淀、孕育甚至爆发。中国的前途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政治科学和行政科学化解积压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一种是僵化的政治体制面临社会变革的猛烈冲击。为了避免改革出现不必要的损失，中国的政治研究必须走上科学之路，中国的决策者们必须未雨绸缪。
5，关于此书的写作
就在我写这些内容的时候，4月27日晚上被中国政法大学邀请去给学生们做一个题目为“二元结构与中国经济”的报告。回来的路上，与司机师傅聊起了天。没想到这年近50岁的人说出了当前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法律面前的不平等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法律对当官的没有用”。譬如说开车系安全带，出租司机不系就要罚分，而有些管理部门的人不系就没有事。
中国古代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说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一说。在中国的今天，“刑不上大夫”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虽然成克杰、胡长清被杀了，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现象依然严重，特权依然横行。
社科院的学者邵道生先生在《党风月刊》杂志上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我们在法律面前能否人人平等？”。所举的例子是，1996年3月14日，北京某工程爆破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魏宝林被法院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并罚款5万元。案由是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魏以湖南省冷水江市振兴矿业新技术开发部的名义，向湖南、广东、浙江等省的矿务局转让水泥卷锚杆技术，从中收取费用10。5万元，法院认定其偷逃个人所得税6。12万元。然而，1998年著名的歌星毛阿敏被税务部门查出偷漏税106。08万元，是魏宝林的17倍多，竟然被免于刑事处分。税务部门下达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是：追缴应缴税款106。08万元，罚款81。33万元。是不是毛阿敏被罚了81万元钱，就不用服刑了呢？
这两件事例最典型反映的是法律面前不平等，法律待遇不平等，国民待遇不平等。据邵先生文章介绍，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腐败分子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
当前社会为什么大量出现这种情况？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个国家仅仅制定了法律还不行，还要切实遵守和执行。那么中国为什么今天出现这么多有法不依的事情呢？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是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法律从来都是约束治理老百姓的。所以，从习惯上讲，这种国家有着浓厚的特权意识和不平等待遇意识。一旦在权和钱方面拉开了距离，待遇也就发生了变化。法律待遇往往是对穷人一个样，对富人一个样；对当官的一个样，对老百姓一个样。在权大还是法大、钱大还是法大方面，中国人今天始终没做出明确的选择。
面对这种现实，除了在加大立法和立权方面的工作，另外需要做的就是观念的改造和习惯的改变。我认为一个国家最强大的不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而是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几千年流传和形成的行为习惯是最难改变的，其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制度。不要看今天的中国人穿着西装扎着领带，或者穿着警服戴着大盖帽，一副现代派头，但如果从灵魂中、从心灵深处剖析，仍和当年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封建时代没多大区别。这就是民主、法制和公平、平等难以在中国实施的根本原因。
因此笔者认为，治国首先要治心。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经济工作者、人文科学工作者还要在改造我们国民的心灵、灵魂和生活习惯上下工夫，还要在培养民主精神和民主习惯上面下工夫。习惯是需要花时间来培养的。民主法治的习惯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培养，是很难在一个国家形成的。没有精神习惯、思想习惯的转变，就难有司法和行政习惯的转变。
因此，中国今天的社会始终没走出思想启蒙时期，说白了，就是我们距离真正的民主政治还差很远，还要在观念深处打破禁区搞突破。谈国民待遇实际上就是谈公平和公正。这些年笔者主要是搞经济观察，关注发展比较多，谈论公平比较少。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观察视角和兴趣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并且越来越感到没有公平的待遇，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成问题的。中国当前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确立意识形态的问题。只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才有明确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由于职业的关系，本人的写作风格和模式肯定与学院派的先生们不同。职业不同，所追寻的目标往往也不同。学者们出书为的是评职称，为的是给圈内的同行们看。学者们出书是为了显示看了多少书，有多少出处和注释，就意味着看了多少书，做了多少学问。所以，一本书下来，注释部分能占三分之一的篇幅。
本人写书与职称毫无关系，与头衔毫无关系，只是探讨一些自己想谈的事。引经据典式的研究留给学院派的学者们去搞吧。本书关心的更多的正在发生着的事实，研读的更多的是社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