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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在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里，她被众多暴徒轮奸了。这位26岁的妇女是湖南人，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但在广州，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毁灭了这宗生意给小家庭带来的美好憧憬。 2000年7月16日，也就是那场飞来横祸发生一年之后，在几位热心记者的资助之下，已患有严重精神恐惧症的那位妇女由其父亲陪同从江苏专程赶来广州，在记者面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1999年发生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内容摘录如下：
那天（1999年7月11日）中午，我下了火车，一手提着一个皮箱，肩背行李包，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布娃娃，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当时天正下着雨，广场乱哄哄的。突然，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几下就抢走了我的皮箱和行李。
我惊呆了，继而坐在地上大声哭喊。箱里不但有我的全部衣物和家用，而且还有向亲朋借来的4000多元钱。我今后怎么过啊！庆幸的是，胸前的布娃娃没有被抢走，因为怕出意外，我特意将8000多元缝在里面，时刻紧紧地抱着。
这时候，两位巡警走了过来，也不说什么，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
警车把我拉到了公安局的一间临时留置室里。约一个小时后，他们话也不问，又强行把我拖上了那辆警车。我死活不肯上车，并大声申辩，但他们毫不理睬。最后连我想捡起放在留置室椅子上的布娃娃，也不允许。
大约黄昏时刻，车到了康宁医院。我被强行拽了下来，投进该医院二楼的一间房里。里面有几个老太太，也有很多衣衫褴褛的男人，个个身上散发着刺鼻的臭味。他们围着我，不怀好意地笑着。
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一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我。有很多人在帮他，还威胁要杀死我。我怕极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但不敢作任何反抗。进来几个小时了，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
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威胁着我，把我挟持上三楼一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究竟有多少男人强奸了我？我也说不清。当时他们强奸完我后，可能是看到我已经昏死过去，就把我推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梦半醒中，我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只是觉得又饿又累，同时还不断有人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也在被人强奸。
第二天，来了一个说是医生的人，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把随身装在口袋里的电话号码本给了那位医生，请他给我丈夫家里打电话。次日凌晨，我丈夫找到了我。就在我丈夫到来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男人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进行了强奸。有个人还抓了一把药丸硬塞到我的嘴里＇见《中国青年报》文章“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2000年7月26日星期三，本报记者林炜，《法制日报》游春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少焕。＇
这件事情被正直而敬业的记者们报道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好象没有激起任何涟漪，至多作为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很快就过去了，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当时办的“中国评论网”上发出了几篇有深度和力度的评论。社会堕落到这个程度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悲剧。
从这件轮奸案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流动民工的悲惨待遇。说抓就是抓，说关就关，没有任何人身保护。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那两名巡警对于那位妇女的证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给扔掉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中国许多城市值勤人员的普遍做法。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是2000年装修房子的时候，安徽的一位进京农民向我讲述过他遇到的这种事情，巡查人员当着他的面将他的证件撕掉，然后再问他：你还有证件吗？没证件了就要被抓到昌平筛沙子干活，挣够路费后打发人回家。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农村出身的博士面对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如我不考上大学，假如我仍然是一个农民，我可能来北京打工，然后被抓去筛沙子。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国民待遇。自从1958年户口登记制度出台以后，盲流收容所和遣返站一类的机构便成了中国的特色。1967年“五一”节我从济南来北京玩，回去时没买火车票，便在天津的遣返站与小偷和老右派一起被关了两天，直到身份查请后才得以回家。
看看广州增城这家盲流收容中心的条件，“不过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分成几间小房，其中有一间是女“盲流”住的。但所谓的几小间其实形同虚设，各小间房门没有上锁，更没有专人看管，所有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不分男女，都可以在一大间内随便走动，共用一个卫生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被收容人员产生自虐心理。当一个人不能被当人对待时，他对别人也不会正常对待。收容所发生的轮奸案就是典型的这种心理发作。在这种空间里，人身上所有恶劣的品行都容易被诱发出来。
轮奸还是轻的。当社会低层人被压抑得过头之后，就出现了石家庄靳如超制造的惊天爆破大案，江西省芳林小学的爆炸事件，就出现了杀人、抢劫、放火、投毒、爆破等种种疯狂的报复。制造贫困、愚昧和残暴者，必然遭到愚昧和残暴的报复。
1999年，中国南部海洋上发生的一宗特大劫船杀人案，船上23名船员被13名歹徒残忍地杀害。作案者竟然是一伙20岁到25岁的农村青年。为首的一名主犯叫贾红伟，25岁，家住河南省南阳农村，高中文化，另一名23岁的男青年来自陕西户县农村。当劫船案发生时，公安破案人员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起职业犯罪，是富有经验的国际海盗做的案。当案件被侦破后，公安人员简直难以相信：残酷杀人的竟是几个刚刚出道的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毛头小伙子，并且一出手就这样凶狠。由于没有杀人经验，他们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23人活活打死。
＇5＇，心理影响。
当一个社会流行着身份歧视，存在着身份、地位以及人格的不平等，抵抗和报复便会油然而生。最近有专家统计，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已达到上百万人。我听到这一数字时首先的反映就是：其中农民的比例占多少？对此我连续追踪阅读了《深圳风采》杂志上一篇记叙湖南常德“9。1”银行抢劫杀人案的连载文章。直到差不多最后的一节，文章才提到张君团伙的家庭情况。2000年9月1日发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的抢劫银行大案，其4名罪犯都来自农村。为首的团伙头目张君，34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三组人。团伙成员李泽军，29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化林村四组人，是张君的外甥。团伙成员陈世清，35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潭子口村三组人。团伙成员赵正洪，29岁，小学文化，益阳市资阳区鹿坪针五喜村马井口组人。看，这四个人全是农民出身。这一伙人从90年代初开始作案，几年期间，他们已经杀害了28人，仅在常德这次作案中就枪杀了7人，打伤数人。今天在全国许多恶性刑事案件中，农民出身的人占多大比例？真需要安全部门统计一下。如果农民的比例相当大，那么就要问一句：这里面有没有报复心理的因素？
最近，潘多拉同志在《中国国情国力》杂志＇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探讨了“仇视心理可能会演变成疯狂的暴行”这一问题。文章认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剥夺、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的时候，那么，只要受到某种刺激，他就很可能在一气之下破罐子破摔。当他们在城市里感到有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时，便会对“主流社会”产生刻骨的敌意和仇恨。
潘多拉同志建议社会要帮助农民从“流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我认为这一建议应成为一个全社会的口号。平等对待农民进城，妥善安置农民进城，不能光用堵的办法。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现实是，“一些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严防死守的老做法，想方设法地围堵进城农民，“不把他们对城市的一丝希望和对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