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诖车南绱澹谧逡馐逗脱狄馐侗厝徽贾鞯嫉匚弧�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繁华的都市，但当时的社会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今天意义的二元结构。在没有工业生产的农业社会里，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和差别并不大。我这里所讲的二元化，主要是指工业化之后形成的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在中国特殊情况下赋予的行政制度方式。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城乡差别，但却没有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口分割。因此，我这里所讲的二元化是中国特有的用社会行政制度固化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勿庸置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现代意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但中国的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是在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形成的，说到底，是冷战和理想主义的产物。
为了赶超西方强国，中国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原始工业资本。5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农业利润被国家最大限度地拿走。据《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文章记载，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约占这些年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另有估计，在1978年之前，农民通过“剪刀差”每年向国家提供二三百亿元的贡献。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农民因“剪刀差”因素而减少的收入也有136亿元。
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是户籍制度的实行，禁止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自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中国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便结束了，中国城市与乡村在物质基础、文化水平特别的社会福利待遇上的差别逐渐拉大。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加剧之势。目前，上海市的人均收入现已达到1万多元，而西部某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仅1000多元。建国初期我国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收入差距只有不到2倍，今天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已经拉大到10倍。
差别不仅表现在人均收入和物质生活方面，还表现在福利、文化生活方面。以1987年的数字资料来看，这一年城镇职工人均劳保费达237元，还不包括各项补贴，而农村每个劳动力仅12元，城乡差距为20：1。在医疗卫生方面，城镇居民不仅有公费医疗，还有良好的医院服务设施，而农村人看大病只有奔大城市大医院一条路。本来收入就少，却要奔波往返于城乡之间，医疗成本要比城市高许多。
中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不仅阻止了城乡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也筑起一堵无形的隔离墙，甚至连城乡男女相爱和通婚的权益也受到实际限制。两种结构中的人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不要说在医疗保健等方面，就是在就业方面，城市里的人下了岗需要政府帮助再就业，而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二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一部分群体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另一部分群体。这种情形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即一小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社会经济和社会消费出现断层现象，社会生活也带有明显的差别。不仅如此，中国特殊的固化的二元结构还带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扩大了的国民素质差距，还造成愚昧、封建、迷信等低劣文化的繁衍和传播。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产出已占整个国家的65％，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50…60％，但户籍制度却几乎没有多少松动。之所以这种户籍管制难以松动，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福利待遇仍然有着较大差别，更主要的是，户籍制度仍然是将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范围之外的一个重要障碍。城市居民在失业后可以享受失业金或领取最低生活保证金，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社会保障的各种好处，但农民对这一切都无缘。中国的社会福利待遇波及不到农民。
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感到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除了与赶超战略有关，还与所有制优劣观念有关，与公有制崇拜有关。说到底，中国二元结构的实质是一种所有制的歧视。对于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国家赋予的国民待遇就要高得多，对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居民，国民待遇就要低人一等。对于个体私营，那更是另眼相待，不消灭就不错了，怎能列入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范畴。说到底，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大二公”思想的产物，是中国极左思想的产物，是空想共产主义的产物。
分析到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建国后中国国民待遇差别的一条主导线索，即在所有制方面公有程度越高，国民待遇越高，所有制公有程度越低，国民待遇就越低。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民私企业戴着国有企业的“红帽子”隐蔽生存，就是为了躲避这种所有制歧视。为什么建国后工人的地位最高？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是完全的国家所有。而农民就稍逊风骚了。农民吃亏就吃亏在所有制的形式上。中国农民如果象苏联农民那样完全实现了集体农庄化，那各种待遇恐怕也会好得多。但就是因为中国农民不争气，达不到高度公有化的程度，所以，中国农民的地位自建国以来节节下降。到了今天，农民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一落千丈。中国政权的主要内容“工农联盟”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享受着比农村居民高得多的福利待遇，改革开放后所享受到各种优越待遇仍然比农村居民多得多。这就形成了“高下相倾”的现象，农村居民千方百计向往大城市。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高素质人才全部集中于大城市，人才结构呈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师资分配结构极不合理，教育投资布局也重城市轻农村，国家财政用于教育上的经费，绝大部分花在城市学校建设上。农村则基本上是依靠农民集资、摊派和征收教育附加费来办学。
1999年12月我在山东青岛市做报告，谈到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市团委的一位副书记补充说，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从此之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乡镇企业人力资源接济不上，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缺乏和枯竭，这也是最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而财富资源不仅包括实物资产，更包括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农村的贫穷还有知识和人才的贫穷。当今的中国，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愿待在农村的。几十年来，农村的智力资源大批向城市集中，凡是头脑聪明的，都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凡是有点门路的都通过招工、投亲等渠道涌向城市。最后剩在农村的大多是智力一般的人。
曲茵同志写在《党风月刊》2001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特别能说明改革开放前后农村的人才状况。我读了这篇文章好象又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文章这样写道：
“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很兴奋，全乡只录取了两名。当晚我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母亲看那小小的纸片，那是1979年8月里的一天，那一年我15岁。高中的校园坐落在＇辽宁建平＇县城边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世外桃源一样。它是全县人的骄傲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高考升学率连续几年在80％以上。那里有着一些最好的老师，敬业，爱学生，教学水平高。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不会去那穷乡僻壤的。他们改变了许许多多山村孩子的命运。1981年，我们参加了高考，全班除了一名同学因身体原因没有考上外，其余全部进了大学，北京、上海、广州哪都有。我考得不好，在班里好象排在第35名，被辽宁大学录取。短短几年间，我们家先后有五个人从这里走了出去，小弟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建平县在辽宁省最西边的朝阳地区，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偏僻地区的贫困情况。但在那个时候，此县高中的考大学录取率能达到80％，说明此地的教育水平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