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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许多方案和建议，如政府应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促进全民健康运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进一步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加速发展各类各级教育，大幅度提高中等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普及率，中国应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对紧缺性自然资源实行战略性保护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大规模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进一步加速市场化改革，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提法中，人们都没有将国民待遇问题提到首位。既然要开发人力资源，就不能绕过国民待遇，就不能再搞“一国两制”式的不平等国民待遇，就必须废除建国后计划经济下制定和形成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和歧视性政策。
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式面临着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既然涉及到人，就要涉及到待遇和权利。所以，中国社会今后发展的杠杆问题是国民待遇问题。不解决好国民待遇，中国的发展还将是一个畸形的发展。
50年来，中国是以地区和人际间的巨大差别代价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果这种代价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抵抗外国侵略，挽救国家威望，中国人民是愿意并可以承受的。但在外部压力逐渐消失的时候，这种以多数人牺牲而换来的少数人发展便不可避免地受到抵抗和反对。在下一章里，我将着重论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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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新著
《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
第六章：发展战略与国民待遇
1，惊人的城乡差距
2000年6月，在西部大开发炒得最热的时候，我应邀参加了在西安进行了一次投资考察和研讨活动。这是一个庞大的由东部企业家组成的投资考察团，主要目的是到陕西看看有什么可投资的项目，而我的任务仅仅是在论坛会上做个演讲。
在宾馆下榻之后，就是翻阅会议材料。这一袋大约3公斤的材料大部分是陕西各地招商引资的材料。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两份值得关注的内容。一份是陕西柞水县工商联在招商项目之余写的一封令人看后心酸的信。信中这样写到：
“柞水县有贫困户6300户，贫困人口2。4万人，特困失学儿童1500名，我工商联曾想救助500名失学儿童重新返学，但由于经济落后，每位干部和执委包两名也仅能保证34名儿童上学，还有460名无法照顾到，他们所缺少的仅仅是每人每年100元共4。6万元的助学金。望着那一双双充满泪水和渴盼知识而无助的眼睛，我们无颜以对只有寄期望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伸出友谊之手，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奉献一片爱心，你们节省下的每一条烟、一瓶酒；对失学的孩子都是一份福音”
仅仅是4。6万元啊，还不及城市里一个家庭的住宅装修费！却令整个县工商联的机关人员为之发愁。就是把全部的特困失学儿童所需的费用全加起来，也不过是15万元。15万元这点数目，对于有些部门或有些人来说算得了什么！
正在我为柞水县的贫困状况而感叹的时候，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份招商报告。此项目是西安中讯国际娱乐大厦的招商计划。此大厦建在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占地25亩，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亿元。大厦内设有大型室内水上乐园、国际先进的三维动感电影、网球场、壁球室、健身运动中心、康体休闲水疗馆、夜总会、中西餐厅、国际标准会议中心、写字楼及配套的宾馆客房。招商项目书最后说：“此大厦目前已投资了近2亿元，还需1亿元左右的资金，急需国内外企业以各种形式加盟投资合作。”
看到这里，我被惊人的反差惊呆了。这就是目前我们的中国，城市与农村已经拉开如此巨大的差距。一些人为一掷千金的吃喝玩乐缺钱而发愁，一些人为所能接受的最基本的小学教育每年100元的学费而发愁。这时多么严酷的社会现实啊！而这现实一个时期以来是被严重地忽视了的，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指出这些事实有问题，那么这种巨大的贫富差别就会被人们熟视无睹。
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题目为“中国应当怎样发展”的文章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就中国地区发展的极其不平衡以及明显的城乡差别发表了一番感慨。我特意搜集了一些数字来观察这种发展的差别。例如，象陕西这样一个中部大省，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87亿元，在全国排在第21位上，第一位的广东省是8450亿元，江苏和山东分别是7700亿和7660亿元，东西地区的产出差距是相当大。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陕西省仅为4136元，排位更靠后，仅排在西藏、甘肃和贵州前面，居全国第28位。全国人均GDP最高的是深圳市，人均3。4万元，第二是上海市，人均2。75万元，两者分别是陕西省的8。2倍和6。6倍。其次是北京＇1。7万元＇和天津＇1。4万元＇。最低的省份是贵州，只有2479元，比上海相差11倍。
看起来陕西与东部地区差别比较大，但在陕西省内，地区差别或许更大。以西安市为例，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0亿元，占陕西全省的42％。这意味着陕西省将近一半的资源和财富聚集在西安。如果再加上与西安市毗邻的咸阳市，这两个位于渭河平原中部的城市，总产出将占陕西全省GDP的70％以上。这种产出和财富高度的集中其背后说明了什么？说明陕西省是个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省份。看看西安城内，连出租司机都自豪地透露：每月纯收入在六七千元，甚至高过北京的出租司机收入。
从产出可以测算出人均收入，由此可以看出陕西省各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有的地方农村，一户农民能一年收入几百元就不错。象前面提到的柞水县，就位于西安市南部的秦岭山区，距西安没多远，翻过山就是。但只要出了城市，贫富差别就这样大。这反映出我们中国的发展不仅地区差别很大，城乡差别更大。
西安其实也是中国的缩影，国民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由此造成城乡差别巨大。其实西安在全国15个副省级的城市里经济实力几乎是最差的。广州市的GDP产值将近3000亿元，连宁波、青岛和大连这样的城市GDP都在1000亿元左右。西安只能和厦门比一比，排在15个副省级市的最后面。即使这样，它也与周围的地区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这种发展模式与旧中国几乎没什么区别。1949年上海解放时，其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一半，中国工业产出的半壁江山集中于上海，可见当时的地区差距之大。
市场经济将更加拉大这种地区发展差距。以我们这个中外企业家投资考察团为例，在西安的活动主要是参观了两个经济开发区。一个是位于城南面的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一个是位城北面的西安经济开发区。有了项目就往开发区里边拉，集中发展，成片发展，辐射周边。按这一趋势发展，西安和咸阳的经济比重将来占到全省的80％甚至90％都是有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社会现实，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先沿海，再腹地，再什么地方呢？由于资金和资源高度地集中于大城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柞水县为1500名失学儿童的15万元助学金发愁，一方面是建高档娱乐中心为1亿元发愁。人民在国民待遇方面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看到这里，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话似乎在耳边回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人民中间拉开如此大的差距吗？我们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到底是什么？中国到底应当怎样发展？应当采取什么模式来发展？是以人为中心，还是继续以追赶为中心？追赶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让少数人与发达国家看齐，仅仅创造几个地区样板给外国人看，然后证明中国已达到先进水平了？这种发展公平合理吗？资源的配置是继续集中于城市人口，还是应当均衡配置？
我一连串提了这么多问题。实际上是在为一种国民待遇不平等而鸣不平，实际上是在质疑中国的现代化。农民一生下来就该受穷，城里人一生下来就该高于农村人吗？一个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和政权，今天怎么走到远离农民利益的道路上去了呢？看看当前的城乡差距，从1999年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