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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半个月期间，我领略了日本全民性的环保运动，环境保护观念已经深入日本国民人心。人们开会讨论生产方式问题，更讨论生活方式问题。虽然当时日本经济受到股市破灭的影响，80年代的傲气已经消失，但日本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越是在这样的富国，人们越在讨论如何过一种简朴的生活，节约的生活。日本有着大量的民间组织，许多民间组织都在举办各种环保教育。我和梁从诫教授就参观过一个青年会举办的晚间环保知识教育课。
日本国民的这种简朴精神，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当时刚经过了两年经济高增长，两年的经济过热，使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暴发户心理。在短短的几年里，突然变富了的人们对金钱一时不知所措。特别是外资大量涌入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富裕假象。超前消费、夸富比富、贪污腐败等想象在这几年里大量发生。许多干部就是在这几年里经不住金钱的腐蚀栽倒了。
反思这几年中国人对国民待遇的追求，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财富。物质主义成了一切，一个原先排斥物质享受的社会突然在追求物欲的大坑中陷得这么深。或许是中国人穷得时间太长，穷得程度太厉害，一旦有了机会，便暴露出强烈的贪婪性和享受性。但在这一场物欲大追求过程中，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透支。在去年《中国与世界》网上杂志传来的一篇文章中，里边有这样一个数字：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余倍。如果我们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和追赶，那么今后的生存便面临着巨大挑战。
但是，在那样一个社会风气之中，发展方式的问题，环境保护的呼声，在社会上十分微弱，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我才意识到，人类是需要教训的，环境灾难不落到人们头上，是不会引起注意的。你过早地敲响环境警钟，人们会以为你精神有毛病。这种现象现在被称为“半夜鸡叫”。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避免充当前卫人物，总是在社会潮流中踽踽跟行。
其实人们应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越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就会变得越吝啬。如果你过度地索取了大自然，那么你就会遭到大自然加倍的惩罚。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中国人应当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资源情况和环境情况，从现在开始就要树立一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思想方式。我一家三口至今居住在一套狭小的居室里，但对此我没有任何怨言。就象孔子说家徒四壁的颜回一样，“回也不改其乐”。不仅如此，还要居安思危，准备迎接过度环境破坏带来的大自然报复。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那么等待我们的的确不是一个美妙的前景。
1998年末，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一次下降，我写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一文。这篇文章被社会广泛转载，社科院经济所写的“‘九五’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研究简况”一文，把我的观点引用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这篇文章应当说是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时出现的一个重要观察。现在我特意把它引述如下，它使我们看到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终结。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
仲大军
（1999年第4期《科技智囊》，）
提到中国经济减速，更多的人在议论内需不足。但为什么内需不足？盲目地增加内需是否可行？本人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什么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环境污染每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今后２０年间，至少有这４种因素在驱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制约因素也不可视而不见。举例来讲，大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挤已严重地制约了汽车的产出。三大汽车厂为何生产能力过剩，与环境和空间的制约密不可分。
概括地说，中国２０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资源消耗为代价换来的。到今天，环境和生态的承受能力正在达到极限。譬如水污染的问题，全国７０％的河流污染严重，５０％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流域的污染企业首先遭到了关闭，继之是太湖地区的污染企
业。长江的年排污水量为１３０多亿立方米，水质已严重恶化。下一个治理的将是长江沿江污染企业。森林方面的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在１９９８年不得不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砍伐。《中国经济时报》曾报道过河北邯郸市的例子，１９９３年邯郸市国民生产总值约３６０亿元，而当地滏阳河流域污染对工农业造
成的损失是７．５亿元，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为９亿元，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失为１５．４亿元，损失总额高达３２亿元，约占当年ＧＤＰ的９％。这就是说，如果将环境和资源成本计算进去，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入不敷出。
由于靠污染环境发展生产代价太大，贵州省截至１９９８年底在５年的时间里关闭了“五小企业１２０００余家。１９９９年国家和各地更是加大了治污力度。可以说，１９９８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按传统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增长多少就被治理成本抵
消多少。以产值为目标的发展观是最不科学最愚昧的增长方法。环境治理前些年是欠帐，今后几年是要帐的时候了。中国需要寻找全新的发展道路。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思路，再也不宜盲目地追求产值，不宜盲目地提倡高速度，高增长。
二、空间制约：中国还有可开发的土地吗？
18世纪，中国的东北地区还是人烟稀少的地区。自清末起，内地人口就大批涌进这些未开发的地区。解放以后，中国仍然有北大荒这样一些地方可以移民开发。但到了今天，边疆地区不仅已不能移民开发，反而要恢复生态，加强保护了。中国是人口众多、土地狭小的国家。空间制约主要表现在交通和住宅上面。交通堵塞和拥挤影响了国民对汽车的消费，由此连累了一大批机械工业。土地紧缺使城市住宅难以向郊区发展，市内地价昂贵，每亩价格五六百万元。平民大众消费不起。商品房大量积压，由此影响其他商品的消费。加上对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空间制约已成了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患。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什么不能向郊区大片发展，与落后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观念有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不是紧缺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使用问题。搞那么多开发区撂荒在那里才是浪费。多批点土地扩大城市范围，集中人口是应该的。看来城市是扩大了，占地增多了，但农村人口减少了，土地相应增加了。两者相较是合算的。
中国非常像日本。战后２０年间，日本的土地价格上涨了５０倍。到了８０年代，日本东京的地价大约是美国大城市地价的１００倍。土地昂贵是整个东亚国家共同的现象。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人口众多，空间狭校中国在这一时期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土地供应政策和实行土地商品化，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中国的土地问题在许多方面处在一种模糊状态。譬如城市人到乡下买地建房子的问题，不是本地户口的人有没有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农民有没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不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经济便难以发展。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空间环境比５０年代建国初期恶化了许多，我们再也没有北大荒可以开垦，边远地区也已经人满为患。因此有人提出“朔天河工程”，建议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向北方调水。以每年调水２５００亿立方米计算，可以向西北地区移民上亿人。
三、重复建设，浪费了多少？
五、中国经济的新边疆在哪儿？
鉴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阶段性的减速是必然的。这种减速引起最大的后果是社会劳动力闲置。中国目前城乡过剩劳动力将近２亿人。如果实现将近２亿人的充分就业，可以增加ＧＤＰ几万亿元。但环境、空间和资源都与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形成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到底照顾哪一方？照顾环境还是照顾人？不管怎样，建立大范围的社会保障来减轻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