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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分析的已经不是乡干部素质低的问题了，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变得素质如此低？他们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水平。裴家湾乡的干部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不这样做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吗？要是按县政府的要求标准看，这些乡的干部还都是优秀干部呢。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身权和尊严权在一个国家里受到哪些影响。“仓廪足知礼节，衣食足知廉耻。”古人早就观察到物质条件与人身修养的关系。在一个贫困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要想根除侵犯人身权的现象，似乎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存在着物质水准落后的因素，但是，在这里我还是不能不强调教育和宣传的作用。人身权概念，我们何时听说过，何时准确地了解过它的内容？小时候在学校里所学的都是黄继光、罗盛教、雷锋一类的英雄，何曾被灌输过要尊重人的人身权！
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中国教育和我党宣传的失误，那就是我国的教育是一种崇高理想教育，而不是基本行为规范教育。我们的宣传整天让人们学习极个别的优秀人物，却忘记了告诉人们应该注意和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准则。首先要让人不超越这些基本规范，然后再倡导人做好事。把住不让人做坏事这道基本的底线，再追求高尚。
这些做人最基本的行为规则是什么呢？就应该是象《圣经》“十诫”里那样的内容：不杀生、不偷盗、不淫荡、不欺负弱者、不说假话等。实际上红军之所以能打胜仗就是因为毛泽东早早地为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了这些具体的规定，红军才能照此约束自己，并在这一基础上做出许多英雄举动。但是，到了建国后，各项教材越来越空洞，调子越来越高。最后高得使人都忘记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标准被拔高离开地面后，便对人不起任何作用。由此看出几十年的“假大空”说教对民族和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最近社会上有人提出“底线伦理”。这些人认为一些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伦理道德建设的目标和口号，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用符合当今社会实际的口号、目标去替代它。“作为上层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伦理道德，只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相互促进，有利于各自的发展。而抓伦理道德建设，提口号，不能单从主观愿望出发，更要看有无实现它的客观可能。提口号、目标，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样的口号和目标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的巨大的牵引力。”＇《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7日，易杰雄文章。＇
“底线伦理”这一概念提得好。即先要求人起码不做坏事，再要求人做好事。如果连一个基本守法的人都做不到，谈何做高尚的人！值得深刻检讨的是，几十年来，我们的道德要求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际觉悟水平，这就决定了那些拔高的标准不可能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既然做不到，但又要强制人们这样讲这么做，那么结果就是弄虚作假，虚伪横行，象拔苗助长那样，最后使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水准也濒于沦丧。
“避免崇高”，我非常同意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提出的这种观点。也许是天性使然，本人从小就讨厌虚假，讨厌道貌岸然。当兵时最讨厌有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看着那副夸夸其谈的样子就觉着虚假。但中国就是这么个有着悠久伪善历史的国家。晋朝时，有个社会知名的孝子，在父母坟上三年守孝期间，居然生了三个孩子。欺世盗名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普遍存在，其原因可能与儒家教育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3＇，迁徙的权利。
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一、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二、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三、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四、任何人进入其本国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但是，这样一条国际人权的基本内容，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人一生下来就有户口区别，就有户籍管制，这在中国似乎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在封建统治时期；为了征赋纳税，便于管理，早在数千年前，保甲制的雏形便诞生了。《周礼》记载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这说明周朝时，“保”这种户籍制度的单位已经出现。两千多年间，“保”这一户籍单位的范围大小经常变化。《文献通考》中有“畿内之民，十家为保”这样的记载。
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施行变法，其中一条就是建立户籍制度。当时为了有效把民众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作战，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1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互相纠察告发“奸人”，有坏人不告发的，什伍连坐。从此，户籍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人口管理制度。但当时的户籍制还是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的。施行商鞅变法之后，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从而地主阶级开始出现，奴隶得以解放，虽然什伍连坐很残酷，但他们毕竟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自不待言，而秦国由一个弱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强国，并进而统一全中国。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人民还有较大的迁徙自由，举例便可知道。有一天梁惠王问孟子：“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听了梁惠王的话讽刺地说，你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但从这个古代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各国的人口是可以自由迁徙的。鲁国的人可以跑到齐国，齐国的人可以跑到魏国，魏国的人可以跑到赵国，相互之间没有多大的限制。哪个国家兴旺，哪个国家的人口就多。当时的封建君主不但不排斥人口，反而希望自己的国家人丁兴旺。这和今天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各国都在限制外部人口。
到了宋代，王安石正式创立了保甲制度。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什伍其民”，以维护封建统治。什么叫“什伍”呢？ 即户籍与军队的编制。《周礼》记载： 户籍以五家为伍，军队以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可见自周朝已有什伍单位了。到了宋代王安石；保甲制度大大强化了历代的户籍管理。
自此，保甲制度在明清两代世代相传，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的统治时期。1932年8月1日，国民政府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 “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1934年11月7日起，保甲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各省市推行，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强迫劳役办法。即使如此，人民还是可以迁徙，进城经商、做工，或到别处投亲靠友，户口并没有跟其它的东西关联起来。
中国人偏好人口管制，看来与悠久的封建历史和文化积淀有着极大关系。保甲制这一套户籍管理制度，是历代中国统治阶级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社会稳定有着极大的维护作用，但对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人口流动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并没有什么障碍。只是到了建国之后，特别是到了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之后，中国城乡人口之间的户籍壁垒便最终形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二元结构”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鲜明特点。农村人不能随便到城市居住，以至北京市的一个户口在黑市上可以卖到10几万元。一个外地来京大学生在一篇题目为“北京户口，我心中永远的痛”文章中幽默而自嘲地写道：
我人在北京，可是我没有北京户口。刚来北京，不明就里，以为自己有学历，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