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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与历史上的封建官僚制度比较起来，也可以看出建国后我党搞的这一套干部待遇几乎把数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发挥到极至！任何一个朝代也没象我们这样对干部一包到底，任何朝代的终身制也没象我们共产党干部的终身制漫长而悠久。这种政治体制给中国社会和国民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呢？自然是官本位思想严重，财政负担苦不堪言。
官本位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200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69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城市居民最愿做的前10种职业依次是：市长、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电脑网络工程师、法官、检察官、律师、高科技企业工程师、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然科学家。在前述十大热门职业中，掌握行政或司法权力的政务性职务竟占半数之多，市长和部长更成为人们的首选。这一调查显示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倾向。
2000年去西安开会，吃饭时与身边的一位县级市市长聊天，谈到机构臃肿问题，他说他那个县级市，干部有1万多名，现在让市里的一些部门休息上半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那意思就是，有些人员完全是没有用的。当我说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可能要撤掉地区一级政府时，他拍手称快。从县官的角度看，地区一级的政府一点用也没有，完全是机构重叠。从省到县不需要这么个中间环节。种种迹象可能看出，酝酿已久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从中央到地方，共识正在形成。这一共识就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民众财政负担。这一要求不仅来自人民群众，就是政府内部也有巨大的改革要求。
每个县都有一万多名政府干部，农民的负担怎能不重！目前中国以干部为中心吃财政饭的人数有多少呢？总计3300多万！其中1000多万是各级党和政府的机关干部，其他2600万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到1994年，中国的事业单位数目已达到130多万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供养关系。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脱产人员的比例即供养关系比例。这一比例在汉朝时大致为8000：1，唐朝时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今天为40：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9个官员和20个吃财政饭的人。清朝时1000个人里只有1个官员，唐朝时只有0。3个，而汉朝只有0。13个官员。
道理很简单：1000个人供养一个官员轻松，还是40个人供养一个干部轻松？从数字上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国民负担沉重的程度了。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都要国家财政来供养，工人和农民的付出该有多大！不仅国家财政支撑不了，连整个国民经济都支撑不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78年改革之初，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绝对人数为467万，占国有单位职工的比例为6。2％，1996年，政府工作人员绝对数增加到1093万，占国有单位职工比例10％。1996年同1978年相比，我国政府规模扩大了1。34倍，平均每年扩大4。73％，而同期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仅增加了0。71倍，平均每年增长3％。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规模之大、扩张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按理说，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将原先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资源逐步转由市场、企业和私人支配，政府要不断地卸责任，规模要不断的缩小，但近20年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膨胀出一倍多。这实在是令人值得思考的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模本来就大，但改革改了20年政府规模更大，这种机构迅速膨胀的事实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养活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2000年，中央电视台暴光了河北灵寿县万名干部下乡“讨债”的新闻。从7月8日起，河北灵寿县吃财政饭的万余名干部，包括公检法等相关部门人员，一齐下乡，任务是强行征收“村提留”和“乡统筹”。灵寿县委要求：15天内基本完成任务，科级以上干部每人要征收15户，其他干部每人征收10户，对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将从8月份停发工资，直到完成任务为止。于是，灵寿县从县里到村里，从小学到中学的数千名教师都在为完成任务而奔波。
一句话，党风、政风、学风以及社会风气是否廉正和公正，根本问题在于体制和建制。如果治病不从根上去治，那么即使把领导累死忙死也无济于事。目前之所以在政府部门出现许多不正之风，主要是机构庞杂、人浮于事、财政压力过大造成的。因此，要想政府高效廉洁，没有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是不行的。
1998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拉开序幕，中央机关一举缩减掉了近3万人。1999年，政府机构精简深入到省市级城市，但雷声大，雨点小，至今未看出有多大的效绩。朱总理上台后的这一目标为什么难以实现？主要与近几年的经济形势有关。精简机构实际上是一项大工程，需要有一个好的经济形势来配合。但由于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国内经济近几年来不景气，1999年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在这一时刻大量精简政府冗员，将造成更多的待业和失业人口，并带来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因此，放缓政府机构改革，是暂时的缓兵之计。条件一旦成熟，这项工作会立即跟上。2000年，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将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又推向了前台。事业单位从今以后也要面临市场选择。大中小学教师要应聘上岗，编辑记者也要签定聘用合同，人才交流中心将成为档案管理的主要部门。竞争机制已在党政等行政部门展开，许多地区的厅局级干部已来自应聘考试。
邓小平同志早已指出：政府体制改革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党政分开，第二步是权力下放，第三步是精简人员。但今天我们是在倒着走，迟迟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这说明中国体制改革的艰难。中国当前党政不分和政企不分这种体制，就给国家财政带来许多麻烦。政企分开的口号喊了许多年，但至今微有成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党政不分。党政不分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即党务活动的经费与中央及各级地方财政连在一起。党费与财政连在一起，搞不清是党务活动还是正常的国务活动及社会活动。政府开支和党务开支不分。加上党组织的庞大，数千万党员和组织干部，如此庞大的开支都与政府开支搅和在一起。这种状况不仅与改革的目标日益发生冲突，也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尽管近两年内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放缓了，但一旦经济形势好转，这些工作是会立刻跟上去的。
其实，政府体制改革也并不是什么多么难办的事。关键是看执行者有没有魄力。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初上台时，美国联邦政府近300万人的政府文职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2。8％，而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有1。4％，英国为1。9％， 因此克林顿削减了大量政府人员。而中国目前3300万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人员占全国7亿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为5％。也就是说，中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国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二到四倍。在美国，每100个国民中大约有1。25个政府人员。在德国和日本，每100人平均有0。6个，而在中国，每100人里有2。75个人靠财政供养。
英国在裁减政府公务员方面曾取得过显著的成就。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政府公务员人数为73。2万人，1996年竟减少到49。9万人。在十几年时间里，英国政府的公务员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达到了19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此一项政府就节省了大量的行政开支。由此看，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掉一半人员这一目标也是可行的。只有大量裁减政府人员，中国公务员的待遇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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