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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其后代。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个有关犹太人经历的奇怪现象，是很高程度的社会同化现象恰巧与非常公开的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出现巧合。这不只是局外人比如像杜鲁蒙特在皇戚贵族们放弃歧视时的吹毛求疵，大多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社会接触的人通常也都赞同杜鲁蒙特和希拉克提出的观点。在对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上出现的那种几近于精神分裂的特质，可以通过两份在当时发表的重要的原始资料来说明：龚古尔兄弟的报刊和普劳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龚古尔兄弟不仅同意杜鲁蒙特的观点，他们对他还非常了解。在他们1870～1896年这段时间的期刊上，充满了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特质的别有用心的奇闻逸事——他们的享乐主义、他们的庸俗，诸如此类。然而龚古尔兄弟自己也非常乐意接受罗斯柴尔德的盛情招待：1874年和1887年与埃德蒙讨论法国雕刻，1885年与奈特的###吃饭，1888年与莉奥诺拉吃饭，1889年与埃德蒙吃饭。这段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他们对罗斯柴尔德的饭菜大加赞赏的那一年之后，龚古尔兄弟以赞许的态度引用杜鲁蒙特相关观点的情况开始大为减少。在1887年3月与杜鲁蒙特进餐，很高兴地听他把“罗斯柴尔德推到墙上”去的高谈阔论后，又在那年的12月与埃德蒙讨论雕刻；在1889年6月与埃德蒙进过餐后，又在1890年3月与杜鲁蒙特交流反犹太人过程中出现的奇闻逸事，而这距他在5月1日放弃呼吁军队介入反犹太运动仅隔一个月。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9）
在巴黎的沙龙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人分子通常都混在一起，但是1894年，当一位供职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名叫艾尔弗雷德·德瑞夫斯的犹太军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后，这些沙龙出现了急剧的两极分化，而他因为伪造文件在军事法庭上被控有罪，并被判处在魔鬼岛上终身监禁。阿尔方索对于对德瑞夫斯指控的反应一开始觉得非常震惊，担心一旦德瑞夫斯被判有罪，会对反犹太人情绪火上浇油；之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德瑞夫斯是被陷害的。按照一位办事员的笔记看，阿尔方索“由于对德瑞夫斯的诬告以及法国贵族的麻木不仁而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不太愿意被公开当成是“德瑞夫斯分子”，因而更愿意把这种分歧控制在他们自己的上层社会圈子里。
普劳斯特为这种氛围增加了谈资，德瑞夫斯的同情者所表达出来的同情被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夫人周围那个非主流圈子里的成员有意识地掩盖了起来。对于普罗克这样一位出生相对低微的犹太人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足以让他肃然起敬。当他意识到他曾经在公爵夫人那里照顾过的那位英国老妇人是“阿尔方索·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时，他简直惊呆了：
那一刻，普罗克的血管里忽然流淌出太多关于财富和威望的想法他的感觉就像遭到了猛烈的一击，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不知不觉地在这位慈祥的老太太面前叫出声来：“要是我早知道是这样！”——这样愚蠢的失声让他连续8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相反，德·杰尔曼特斯王子甚至一眼都不愿看到罗斯柴尔德——事实上，他宁愿让自己的酒庄被大火烧掉半边，也不会向紧邻的罗斯柴尔德家借水泵。实际的情况是他试图掩盖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倾向的秘密；而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掩盖起来，是因为如果被当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会代价。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这种代价，当他参与赛马俱乐部的总裁竞选时遭遇了失败，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时候会表示对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国际大资本家的支持，而德·杰尔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一个代表”。这让公爵感到很无奈：
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这些人尽管从来不谈这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从他们内心深处来看，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个法国人去偷盗或者谋杀，我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法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为他洗脱罪名。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承认他们的一位同胞是一名卖国贼，尽管他们对此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对这种可怕的后果漠不关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次可恶的选举）。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派的类似态度。当一位名叫伯纳德·拉扎雷的犹太记者出版了一本支持德瑞夫斯的小册子时，他立即遭到了亚历山大·泽夫斯在《共和先锋》上的反击，说他是“罗斯柴尔德陛下的一名忠实的仰慕者”。
这样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1900年6月，戴维·林德赛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参加“由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和罗斯伯里共同为迎接威尔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庄园举行的盛大聚会”。林德赛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0）
在这座宫殿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曾经认真研究过反犹太人的问题，一直希望制止那种不光彩的运动：但是当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尔、帕鹏伯格、拉斐尔、萨逊以及这个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变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觉不公，同时我觉得，顺便提一句，我对鲁格尔和杜鲁蒙特——约翰·伯恩斯（工人领袖及未来的自由党内阁部长）所说的犹太人就是附在我们文明中的绦虫这样的说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赛继续接受去瓦德斯顿和特灵的邀请。金融界的非犹太银行家偶尔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慨，尽管他们没有办法不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小说里，有大量有关犹太金融恶棍的生动描写：特罗鲁普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粗俗的梅尔摩特不是以罗斯柴尔德为原型写的，但是格拉姆塔尔男爵肯定是不会错的——“伟大的法兰克福百万富翁”略带“一点点外国口音”；在查尔斯·勒维尔的《达文坡特·邓恩》里面的那家在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公司”也确定无疑。
英国和法国在反犹太人主义上的差异在于，英国似乎更多地给左派提供了政治上的发泄空间，而给右派的相对较少。当杜鲁蒙特还是一个屡遭挫折的正统宗教卫道士的时候，那些明确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作家大多是像约翰·伯因斯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最好说明的是约翰·里夫斯的书《罗斯柴尔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统治者》（1887年），该书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属于哪一个固定的国家，他们是世界的他们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他们时刻准备着获取财富，不管是以朋友还是以敌人为代价。”4年之后，《工人领袖》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麻烦和灾难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通过在那些从无过节的国家之间挑动战争来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出现麻烦，那里马上就会有战争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的心理就会因为对剧变和灾难的担心而发狂，这个时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长着鹰钩鼻的罗斯柴尔德就会在离骚乱不远的某个地方操纵他的把戏。
或许，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派的自由党人J·A·霍布森，他是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个时期很多的激进作家一样，霍布森认为波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炒家所引发，他们主要是德国籍的犹太人”，他们“随时都对全球的热点虎视眈眈他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真实的产业成果，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产业，而是来自于对相关公司的创立、推广和金融操纵。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一小撮人的核心”。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霍布森的立场脱离了这种在论战中支持更为正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反犹太人主义阵线。但是，他这种巧言令色的风格成为了爱德华式的激进主义政治语言。我们将会看到，是罗伊德·乔治这位最激进好战的财政部长在为他1909年预算的辩论中，把纳蒂作为目标进行了一场人身攻击，尽管乔治本人在玛尔科尼事件中由于卷入了犹太金融家（伊萨克斯兄弟）的旋涡而遭到了右派的谴责。
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