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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况是，工业信贷银行公开声称自己是代表大众利益的金融“中心”，它更多的挑战是针对法兰西银行。佩雷尔在1854年宣称，这个新机构的创建，是“为了满足引入新的流通机构、新的信托货币——这种货币带有其自身所拥有的常规利益——的需求”，这种说法暗示，他认为这些债券起着准货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正如更精明的同时代的评论家所能看出来的，它所做的是对法兰西银行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奉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一种反应：在1852年之前，法兰西银行拒绝以铁路股票做担保放贷，而用国债担保的贷款采用的是相对较高的6％的利息。由于国债收益在1852年11月时降到了36％，工业信贷银行的出现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这也是詹姆斯持反对态度的理由：在1852年，罗斯柴尔德兄弟持有的法兰西银行的股票价值为1131078法郎，由于工业信贷银行的出现使这部分股票出现了贬值。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兰西银行联手的开始，而当阿尔方索在1855年成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时，这种关系臻于完善。
工业信贷银行一炮打响。它每股价值500法郎的股票以1100法郎开盘，4天后达到了每股1600法郎。在其1856年3月的顶峰时，它的交易价格达到了1982法郎。这些是对原始股股东来说巨大的资本收益，很难相信詹姆斯能够做到不对此眼红。红利看上去也不错，从1853年的13％涨到了两年后的40％（意味着4％和10％的投资收益）。这样的结果似乎在宣布詹姆斯的灾难预言不可信。另外，这并不是造假账的成果。因为那些年正好是法国铁路建设最辉煌的时代：在1851～1856年间，总投资增加了5倍；19世纪50年代铺设的铁路是19世纪40年代的两倍还多。另外，票价和运费费率与营运成本的比率也处于空前的高峰期。工业信贷银行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使佩雷尔家族能够分享这个市场的繁荣，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的目的达到了。
然而，它的成功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确实，通过使用工业信贷银行所募集的资金，佩雷尔家族能够通过控股的方式建立起庞大的铁路公司网络——波尔多—塞特、巴黎—里昂经波奔奈斯线以及西线（合并了巴黎—卢恩、卢恩—哈夫、迪普—费康，以及凡尔赛—雷恩的铁路线）。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控制着北线，而且是巴黎—里昂铁路最大的单一股东，这条铁路后来在1857年与大中部线连在一起，形成了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网；在米迪和阿德内斯—埃特—欧伊斯也拥有部分不太起眼的股份。在他们中间，佩雷尔家族在法国的各种铁路公司的董事会中拥有8个席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有14个。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新的参与者，最著名的当属墨尼——他在1853年成立大中线公司，这说明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佩雷尔的同盟军。但是争夺线路的战争远没有通常所宣称的那样明显：查尔斯·拉斐特在西线是佩雷尔家族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北线的大股东。加里亚公爵是工业信贷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北线董事会的成员。佩雷尔家族可能是最终连接成东线的各条铁路中最重要的人物，但却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在1854年时为东线公司在伦敦销售了价值250万英镑的债券。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1）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米勒后来声称，詹姆斯面对来自“新银行”的竞争，到1855年时已经放弃了抵抗，然而，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工业信贷银行自己冒险把战线拉得太长。詹姆斯曾经说过，它的资本金“微不足道”，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是我们有理由说，与佩雷尔家族兄弟的野心比起来，工业信贷银行存在着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早在1853年，工业信贷银行就曾经试图发行价值12亿法郎的债券，以提高可以供其使用的资金额度，但是政府行使了它的否决权。当佩雷尔家族于1855年再次尝试着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又遭到了政府的拒绝。最后的结果是，工业信贷银行发现自己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那些主要来自于相关业务——例如铁路公司的6000万～1亿法郎——的更为传统的存款。这些限制可以为我们解释在创办人当初公开声称的目标与其投资战略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的原因。事实上，它的资产组合有着相对较高的营业收入，其总资产从1854年仅有的5000万法郎，一年之后就剧升到266亿法郎。
如果佩雷尔家族把他们的业务活动限定在法国境内，那么发生在他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那场著名“战争”或许就只能算是一场冲突。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使得工业信贷银行似乎真正对詹姆斯构成威胁的，是它向法国以外进行的扩张，并且进而变成一种泛欧洲大陆现象的潜在力量。1853年４月２日，克罗尼的银行家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和来自夏弗霍森切·邦克弗雷恩的古斯塔夫·梅韦森获得了赫斯…达姆斯达特大公的授权，成立了一家贴现和发钞的银行。他们把新银行叫做达姆斯达特贸易与工业银行，计划资本金设定为2500万基尔得（约合5400万法郎），而且设定了它的佩雷尔式的章程，这很显然是瞄准了成为德国的工业信贷银行的目标。这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家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起的切实的挑战：达姆斯达特位于法兰克福以南不超过20英里的地方，奥本海姆和梅韦森选择在那里成立自己的新银行的唯一理由，是法兰克福和克罗尼两地的当局都拒绝发给他们执照。在９个董事中，4个来自法兰克福，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莫瑞兹·贝特曼。
更令人担忧的是佩雷尔家族和福尔德兄弟直接插手了新的银行。正如我们所见，亚伯拉罕·奥本海姆是工业信贷银行的一名原始股东（他持有500股），他还派出了他的兄弟西蒙到巴黎去招揽法国的业务。他所提供的协议是很慷慨的：在最初的40000股中，创始董事保留4000股；4000股由贝特曼在法兰克福发行，10000股按面值卖给工业信贷银行股东，余下的股份由奥本海姆、梅韦森、福尔德和工业信贷银行共同持有。但事实证明，能确保新公司成功的路只有唯一的一条。如果股票在5月公开上市时，法国人不购买这些股票的话，股票价格就非常有可能跌破面值（这是那些通常把这种情况归罪于罗斯柴尔德的诡计的人无法自圆其说的一个弱点）。这些购买所产生的结果是给了工业信贷银行一个获得控股地位的机会。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曾经讨论过在其他国家设立类似的卫星银行的计划。早在1853年的７月，詹姆斯觉得自己有义务警告皮埃蒙特区的银行家波尔米达，告诉他应该反对在土伦成立工业信贷银行，警告他这类银行“令人讨厌的各种可能性”会超出“正面的好处”。佩雷尔家族首次尝试设立一家西班牙工业信贷银行的时间也发生在1853年，当时关于比利时工业信贷银行的想法很快也被提了出来。到1854年，甚至奥地利似乎都未能幸免佩雷尔的渗透。这些行动提高了警报的等级，预示着工业信贷银行可能会具备跨国的性质，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金融界迄今无人能敌的独特地位。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12）
然而，结果再次告诉我们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化。在19世纪50年代意识到股份合作制银行可能性的人不只是佩雷尔家族。在伦敦出现了很多模仿者（比如地产信贷和英格兰工业、国际土地公司和国际金融协会），尽管其前景并不都很明朗。在1855年和1856年，德国各邦就成立了13家类似的银行，包括戴维·汉瑟曼的贴现公司、柏林贸易公司、银行联盟和德意志北方银行（后面两家都位于汉堡）等。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同样重要的新进入者，他们采用更为传统的私人和商业银行结构，这些特点在很多方面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先优势造成了更为持久的威胁。在伦敦，巴林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