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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早期的阶段，迈耶·阿姆谢尔的商业信用网络从地理层面上讲已经比较广阔了。资产负债表显示，他不仅与紧挨着法兰克福的公司（如卡塞尔和哈瑙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还与更为遥远的德国其他城市的公司做生意，从汉堡、不来梅到雷根斯堡、奥格斯堡、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同时还包括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此外，除了那些被认为必定会出现在借贷名单上的人物（如迈耶·阿姆谢尔的女婿沃尔姆以及后来的另一个女婿西歇尔），名单中还包括了一些杰出的异教徒公司，如贝特曼、德纳夫维尔以及布伦塔诺（这家公司欠迈耶·阿姆谢尔很多钱）。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施塔德尔也在罗斯柴尔德那里存了17600古尔登。最后，资产负债表提供了迈耶·阿姆谢尔与黑森…卡塞尔政府的新型关系，后者欠他24093古尔登。而且，两名黑森官员——路易斯·哈尼尔以及卡尔·布德鲁斯——作为债务人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自然也包含着重要的意义。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10）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说，这都标志着经济地位的飞速上升。实际上，迈耶·阿姆谢尔的成功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巨大，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自己的能力范围。1797年，他赫然发现，手下一个资历颇浅的员工——一个叫希尔舍·利布曼的青年——在他的鼻子底下，挪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犯罪调查随后进行，部分相关记录也得以保存下来，也让我们能够较好地透视当时迈耶·阿姆谢尔的急速扩张带来的混乱状况。根据迈耶·阿姆谢尔的记录，利布曼在公司里待了大约3年时间，从他办公室偷走了1500～2000金卡罗林（约合3万古尔登）。偷窃得以进行是由于3个原因。第一，迈耶·阿姆谢尔允许利布曼用自己的账户来买卖货物，以补贴他可怜的薪水——除去合租的房屋租金后，每个月只能余下15古尔登。实际上，因为他租房子，罗斯柴尔德还借了一小笔钱给他。因此，利布曼看似在补贴自己的工资，实际却在挪用公款，没人觉得诧异。第二，公司没有储藏贵重钱物的保险柜，甚至毫无安全可言：主要办公室的橱柜在工作时间内经常敞开，员工与客户随意进出，因此没人注意到硬币、支票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从办公室里一一消失。第三，迈耶·阿姆谢尔簿记体系极为粗糙：当他对利布曼提起诉讼时，他竟然拿不出文件来证明究竟损失了多少钱。利布曼偷窃行为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公司的钱正被窃走。一个当地的交易商出现在办公室里，声称利布曼希望从他手里买些种子，这才使迈耶·阿姆谢尔起了疑心。在施加少许压力之后，这个交易商承认此举只是利布曼用来掩人耳目而编造的一个托词；实际上，交易商是前来购买一张价值1220古尔登的奥地利支票，利布曼此前答应卖给他。迈耶·阿姆谢尔这时才明白利布曼购买金表和手制衬衣的钱来自何处。进一步的调查证实了他的怀疑：利布曼不仅自己大肆挥霍偷来的钱，还将其中一部分寄给了住在博肯海姆的父母，此前，他父母穷得叮当响，但突然间，他们却能够承担女儿价值500古尔登的嫁妆。利布曼被捕时，在他的个人物品中发现了8枚泰勒银币以及一张帝国财政部支票，此外还有一些银质汤匙、一个金质盐瓶、一个金杯以及7个徽章；这些物品的发现也让他自称无辜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进一步的犯罪证据则是利布曼不谙世故的父亲提供的，他返还了儿子给他的1000古尔登，并称如果罗斯柴尔德撤销控诉，将再支付500古尔登。最终，在遭遇了冗长的问讯后，利布曼坦白了一切。
利布曼对盗窃案的陈述前后矛盾，他一会说自己是分多次，每次拿走小额钱财；一会说他是趁迈耶·阿姆谢尔的二儿子萨洛蒙与一些客户商谈事情时，从办公室里的橱柜里偷走了两袋硬币。无论他以何种方式行窃，都可以证明最晚在1797年，生意带来的巨额现金已经超出了罗斯柴尔德自我管理的范围：就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成袋的钱放在办公室里，一些在橱柜里，一些干脆就放在地上。他经常把大笔的现金放在家里，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太过红火”。而随后的10年间，罗斯柴尔德的生意比之前更为火暴。
双重革命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在自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自传注释》一书中，有些让人反感地颂扬了迈耶·阿姆谢尔的商业才能。“不过，”他也坦白地补充道，“最杰出的个人有时也许需要独一无二的环境以及世界级的事件来获得成功。”这毫无疑问是绝对正确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11）
1789年，路易十六召集三级会议之后的划时代事件逐渐影响到德国犹太人，如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及其家庭的生活。但是当法国革命最终到达法兰克福时，它的影响变得十分复杂——实际上，影响是爆炸性的。法国革命的影响最早在1792年10月得以显现，当时法国军队短暂地占领了法兰克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弗兰西斯二世在这之前10周刚刚加冕。当然，我们不应夸大这种象征性政权变化的重要性。法兰克福之前一直被法国军队占领着（在七年战争期间），再次遭到法国入侵时，犹太社区与城里的其他居民相比，似乎并没有显露出欢愉的色彩。实际上，除了法国国民议会1791年通过的解放法国犹太人法令可能带来的益处外，法国人入侵带来的实际效果都是负面的。1796年6月，随着奥地利军队在洛迪的溃败，法兰克福遭到了法国军队狂轰滥炸，犹太街近半房屋毁于大火之中。
另一方面，剧烈的战争冲突也有它有益的一面。犹太街遭到破坏，迫使法兰克福议会放松了对犹太人的居住限制，同意2000个左右无家可归的人居住在犹太街以外的地方（尽管只给了6个月的时间）。可能正是由于这种管制的放松，使得迈耶·阿姆谢尔能够在斯克诺尔街租用货仓。后来的法国入侵给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处（或许比较短暂），法国占领的莱茵兰地区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其中一个受益者便是迈耶·阿姆谢尔的会计师盖森海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战争给迈耶·阿姆谢尔提供了新的赚钱良机，他和两个合伙人沃尔夫·勒贝·肖特及贝尔·内姆·林德斯科普夫获得了一份合约，当奥地利军队在莱茵—缅因地区开展行动时，迈耶·阿姆谢尔的公司为军队提供粮食和现金。
法国革命并不是改变阿姆谢尔生活以及生意的唯一革命。18世纪80年代处于早期阶段的英国工业革命，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尽管到18世纪90年代末，迈耶·阿姆谢尔已经开始构筑他的银行生意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与之前的钱币生意告别；也不意味着不涉足其他更有利可图的业务。在18世纪晚期，没有任何行业能比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纺织业更能赚钱。尤其是在英国兰开夏，棉花抽纱、纺织以及染色工艺的急速机械化标志着经济生活即将发生空前、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尽管这种工业化是区域性的，而且局限在某一个产业内——由于太过局限，现代经济史学家推算当时的国家收入时并没有将它考虑在内——但是，它的影响甚至到达了非洲，那里是棉花种植园奴隶的发源地；它的影响也到达了北美，棉花的生长地；同时也影响到了印度，本地的棉纺织业很快就将面临兰开夏以及拉纳克郡棉纺厂致命的竞争。这些工厂也对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德国对价廉物美的英国纺织品——围巾、手帕、方格花布、薄纱、平纹细布、间棉、凸花条纹布、棉绒、萨蓝波小彩格布以及薄棉布趋之若鹜。迈耶·阿姆谢尔只是嗅到这个独一无二、利润巨丰商机的德国商人之一。19世纪来临之际，仅在法兰克福，就有大约15家犹太公司从事进口英国纺织品生意，其中一些公司差不多于这个时期在英国设立了永久代理机构。1799～1803年期间，至少有8个德国商人出于这个目的在曼彻斯特定居。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12）
因此，我们也必须在这种背景下看待派遣内森前往英国的决定，迈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