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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因素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当自由党人赢得1880年大选的时候，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是一件有些“遗憾”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政府似乎会有更多的“古老英格兰的威望和影响”。而“格莱德斯通先生对外交政策的轻视”，是他们热忱地希望萨里斯伯利能够留在权力位置上直到1885年年底的主要原因。真实的情况是，当费迪南德在1885年决定进入政治领域的时候，他坚持声称他希望以自由党人的立场出现。但是，他对有偏激倾向的迪尔克明确表示，他对这个党的对外政策有疑虑，并且暗示他的政治信念可能会建立在坚持帝国主义路线的自由派人士的条件之上。这封信注定要被大量地引用来说明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观念的矛盾性：
我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天生就是一个保守派。保守主义已经毁了好几个海外的国家，而自由主义政治一直是英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自由主义，我们（包括你）都应该心存感激。无论对任何形式的托利主义，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和方式去倾慕。从另外的角度看，尽管我没有能力来对这个问题表达决定性的意见，我为生我养我同时也是我所衷心热爱的祖国，为它对现任政府的限制政策而感到难过，而政府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就算牺牲的不是利益，而是英国的旗帜和名称对于那些刻板的国会改革问题所具有的神奇魔力。我或许“比教皇更像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我会为英国国旗插遍玻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东方的每一个尖塔而欢欣鼓舞。您（我指的是政府）在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之后，还是得回到这条道路上（帝国主义）。看看现在对喀土木的远征，以及为您的殖民地理论提供的论据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8）
如果我能成功进入到下院，我会支持现在的自由党政府（但是）如果我最终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现他们自己的风格逐渐成形，而且如果这种风格让我感到不安（我有意使用了强调），我将退出这场游戏，退回到平常的低调生活状态之中。
这封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能记得费迪南德成为新设立的白金汉郡中区单人选区议会候选人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堂兄纳蒂已经被授予了贵族身份。现在已经证实，格莱德斯通选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提升纳蒂的原因之一，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替换他在下院的位置，而且现在应该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想这样做。1884年10月29日，哈亭顿的秘书勒景诺德·布雷特就这个问题给自由党总督导和机要秘书理查德·格罗斯维诺爵士写的信上，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布雷特的信开门见山地提出：“您和格莱德斯通先生应该对纳蒂·罗斯柴尔德特别客气。他并不是一名很死硬的自由党人，但是我认为让他自己放任自流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而且如果把他推向托利党人阵营的话，反对就更少。”这是一个拐弯抹角的提议，一个罗斯柴尔德贵族身份的想法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他随之警告格罗斯维诺在下院用费迪南德替换纳蒂可能不会产生自由党领导层所期望的结果：
如果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会相互倾轧，期望费迪南德更容易相处或者是更听话，是可以用纳蒂作为代价来替换，实际上这将会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团结已经有了几代人的历史了，如果自由党与纳蒂分道扬镳，就意味着与他们的整个家族决裂，而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做法对我们来说一无所得。
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充分地证实了这个判断：如果他取代了纳蒂的位子，罗斯柴尔德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仍然会与之前一样。正如收信人酸溜溜的评论所说的：“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想进入国会，而我告诉他他是托利党人，而且应该站在托利党人的立场上他永远不会以现在这样的自由党人的身份进入，这一点我很确定。”这最终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费迪南德开始的时候是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参选（为争取那些非国教人士的选票，他甚至对戒酒也表示了支持），到1890年，他在议院里描述自己是“萨利斯伯利政府坚定和狂热的支持者”。
保存在费迪南德的瓦德斯顿的访客签到簿上的那些名字，为辨析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在1881～1898年间经常出现的政治访客名单中，自由党人士略占优势：爱德华·汉密尔顿以不少于52次的到访数领先于其他人，然后是自由党领导人哈亭顿（10次）、自由党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哈尔科特（9次）、罗斯伯里（9次）以及迪尔克（2次）。其他的自由党人访客包括格莱德斯通、勒景诺德·布雷特、历史学家艾克顿爵士以及他的同事詹姆斯·布莱斯（后来的兰喀斯特公国的首相以及商会的主席），该党未来的领导人赫尔伯特·阿斯奎斯、卡林顿爵士（后来当上了新的南威尔士总督）以及达尔豪斯伯爵（后来当上了苏格兰的国务卿）。两位最常见的访客是自由统一党人士：总检察长亨利·詹姆斯，他到过17次，以及约瑟夫·张伯伦，他曾12次做过瓦德斯顿的客人，而且通常由他的儿子奥藤陪同前来。同时，几乎有与自由党人同样多的托利党人：哈瑞·查普林（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后来的地方自治政府的主席），他在瓦德斯顿停留过26次；萨利斯伯利爵士的侄子和继承人阿瑟·贝尔福（8次来访）；萨利斯伯利的助理私人秘书兼印度副国务卿乔治·科赞（也是8次）；农业委员会主席沃尔特·龙（5次）；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两次）；战争部次长布朗罗伯爵（也是两次）；以及外务部次长詹姆斯·弗格森爵士。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9）
就像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自由主义的并不只是帝国问题。他们对以城镇为根据地的激进的自由党人，比如张伯伦和德勒科本所倡导的社会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我不称自己是激进分子，”费迪南德解释道：
是由于我认为那些伟大的领导人，像张伯伦和您本人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推行那些琐碎的措施根本就不值得，比如说废除那些可能会激发不健康的对社会和金钱贪欲的狩猎规则，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已经在法国有了很好的例证；你们应该做的正事是在广泛的原则下管理好人民，并把他们带入到广阔的天地中。
甚至张伯伦关于由地方当局强制购买土地分配给工人阶级的说法都让纳蒂大为震惊。罗斯柴尔德脱离格莱斯通式的自由主义所反映的不仅仅只是对他那不温不火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不满，同时也是对他的政党的国内政策走向的不信任。为什么爱尔兰问题会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决定性的角色的一个原因，正是提高爱尔兰佃户的土地份额的提议唤醒了英国地主们心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的对保护自己土地财产的担心。
统一主义
尽管在那个时代有些人总是先入为主地把爱尔兰想成是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其实从17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联合王国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800年起，爱尔兰的下院就一直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下院里。那里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熟悉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事实上家族中有的成员根本就没有涉足过这个地方。安东尼与他的女儿们在1865年的时候到那里度过假，并且对他参观过的有些地方的自然风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费迪南德在三年之后去了那里，他对“特别荒蛮”的风光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但是发现了那里人民“最好客”——尽管他对于在都柏林被错误地当成天主教徒而倍感茫然。对于大多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来说，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夏洛特在写于18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描绘成与最偏远的殖民地一样偏僻和奇异：一个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的国家，世风粗俗，到处是醉汉以及无意间的暴力。如果纳蒂去过那里，现在似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保留下来。
然而，这个问题却是那个时期影响他的政治操守的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两个。不仅是那些巩固爱尔兰佃户在与地主关系当中的地位的企图似乎威胁到了所有财产所有人的权利，授予爱尔兰“地方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