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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内将在缅甸实施大规模两栖作战。这样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但此计划在当时只是起到鼓舞士气和威慑敌人的作用。
在军事问题达成一致后，进入会谈政治问题。蒋介石两次与罗斯福长谈。因为美英之间事先已进行过商议。在开罗会议上，中美两国首脑商谈的问题概括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包括：一是关于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达了希望战后的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蒋介石对此欣然接受。二是关于战后的日本政体。三是关于日本的赔偿问题。蒋介石建议日本战败后，可以用部分实物作为战争赔偿之一部分，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四是关于领土问题。双方同意将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战后归还中国。五是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罗斯福建议，为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美国宜在该地区保持一定军事力量，美中两国在区域安全上应保持合作。六是朝鲜问题。七是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罗斯福的政策是扶蒋容共抗日，抗日是目的，而蒋介石内心虽对共产党始终怀有戒心，但当着罗斯福之面只能表示同意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八是关于对苏联的看法，罗斯福担心苏联假如支持中国共产党，可能使中国国共两党冲突加剧，这在战时和战后都是对美国极其不利的事情。而蒋介石除了担心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外，还担心苏联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和对朝鲜共产党的支持。
根据三国首脑会谈达成的一致意见，最后由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起草了《开罗宣言》，宣言草案中除公布与会各方在对日作战计划上的“一致意见”外，还就战后如何处置日本侵占领土的归还问题和朝鲜地位问题表述了意见。
评析：
罗斯福把蒋介石抬上“大国领袖”的地位，是一个外交礼仪形式，其“大国领袖”的实质或者是真实的内涵，是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的肯定。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也不是无所作为，他就对日作战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问题，并同美英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得到罗斯福关于对战后收复台湾的主权的要求和中国战后“四大国”之一的地位的承诺，关于成立中国战区及其中国在这一战区中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关于对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问题，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争取与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另外，蒋介石在会上还夹杂着国民党一党的私利，尤其是没有公正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使美、英首脑没有能客观地了解中共的作用，这是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表现。
术篇第94节 排挤史迪威（1）
投石问路，蒋介石排挤史迪威得逞
投石问路，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情况不明，用一种试探的方式，探明情况，然后决断。这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常被人使用。其好处是不轻易暴露自己的企图，以免使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在政治权力角逐中，有时也有人运用这种手法。向对手发生一种试探性的信号，观其反应，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使自己处在有利的位置。蒋介石在处理与美国人史迪威将军的矛盾时，就采用类似的策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事例：
蒋史矛盾的缘起。继中国在联合国家会议上被列为“四大国”之一后，１９４２年１月，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盟国单独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泰国、缅甸北部的军队也归蒋指挥。他对设立中国战区，以及由他出任战区最高统帅，显得非常得意，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慌受虚名之客，能不戒乎哉。”
罗斯福投之以李，蒋介石以桃相报。蒋介石立即给罗斯福复电，他说：“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祈效命。”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时提出建议，他接着说：“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对于蒋介石回敬的礼物，罗斯福愉快地收下，于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将军是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的人选，他是马歇尔的老部下、好朋友，偑陆军中将衔，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９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陆军武官，对中国有相当地了解。１９４１年３月，史迪威经缅甸北部要冲腊戍到重庆，在腊戍碰上了前来腊戍视察的蒋介石夫妇。他到专门拜会了蒋介石夫妇。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在美国驻华使馆任武官期间，曾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在重庆拜会蒋介石，同蒋介石夫妇只会晤了１５分钟，但显比较愉快，他在日记中记载说：“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在中緬边境与蒋介石会面时，对蒋印象有微妙变化，他记述到，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像一尊圆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
此次会晤后，史迪威在写给美国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他自己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指出，“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质，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他对蒋介石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史迪威是一个长期在中国的中国通。他自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游历１７天起，就常常到中国来，后来两次在美国在华军营任军官，再加上抗战初期在美驻华使馆任武官，前后在华长达１０年，又粗略懂些中文，在美国人中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他可以直接用汉语会话，这样在任武官和参赞期间，为给美国参谋部情报部收集情报，他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国共两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就更能了解到国民党的实际情况。同时，在美国国内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负面方面有不少议论，他通过各种渠道，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问题也略有所闻。
１９４２年，３月，史迪威在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在说明自己来华的任职时，竟有六项之多，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质监理官、滇緬路监理官；中国战区参谋长。一口气讲了这么多的头衔，却就是没有讲作为蒋介石统帅部参谋长这一头衔。加上史迪威傲慢的神气，使蒋闷闷不乐。可以这样说，史迪威与蒋的这次会见，已开始潜伏着矛盾。
蒋史矛盾的实质。史迪威自正式向蒋介石报到至史迪威离开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前后近３年，两个人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不少，但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揭短与护短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为政、治军、为人，史迪威和他身边的助手有很深刻的认识。史迪威对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蒋“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力量，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他的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也说国民政府“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时，史迪威当着国民党的随从人员的面，揭国民党军队的短。
威尔基是在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落败的候选人。罗斯福接连不断地接到美国在华人员反映国民党负面的情况，罗斯福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情况，便决定安排特使，于是，便派威尔基来华。这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总统特使。用蒋介石的话说：“威尔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别’的美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