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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层是否有罪尚未定论时，跑腿和杂役先行承担了责罚。
战场上最先死去的是战车旁的步卒，大萧条的危机最先转嫁给下层民众，正义女神也欺负小人物，青史只留存名人的事迹，丑行和苍生皆成尘泥。
1946年10月21日
【编者注】
比较之前几篇文章，这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更为抽象，也更为沉郁。兰斯贝格监狱自1946年夏天以来一直执行绞刑，是什么使作者心境在此刻变化？9月30日纽伦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对执行绞刑，本文写于10月21日，这些日期是否有关联，已经死无对证了。
也许作者对自己的判决曾心怀改判的希望，直到纽伦堡将纳粹领导层的罪愆定案，并宣布党卫队、帝国安全局为犯罪组织。今日我们会嘲讽他的徒劳，视之为贼心不死，但在历史尚未成为历史，而未来尚未前来的时刻，谁能拥有卡珊德拉的预言。
这或许也是本篇的题目由来。他的两项身份都被纽伦堡宣判为犯罪组织，末日审判的氛围曾否缭绕在他肩头，而他曾否指名质问宣判方的犯罪性？过于尖锐的话题是很难引起讨论的，这些只能唤醒仇恨的声音选择了沉默。
而抛开这些涉猎旁多的话题，仅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总是比叙事要切近心灵，何况对于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语言。没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内心的道路，他在想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观，对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谬的是，也没有比之更具体的阐发。我们仅能在抽象层面读出他的心绪一二，却无从知晓他是否知行如一。
☆、测不准与回归方程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他靠在窗台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轮廓。加百列和路西华在这个世纪一同到来，“承认”与“存在”是一对兄弟，而“价值”与“虚无”结盟。
我从梦中惊醒，仍然记得梦里那条循环往复的道路。每出现一次谬误，我都返回原点，走上另一条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过，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连概率论都失效了，因为它本身也在运动，不断地变生出新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可以假设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继续设想这番辩白。我习惯于思考通过更改实验条件、操作步骤的方式以达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如果我没有在1936年加入警卫旗、在1938年调任安全局、在1939年涉足军方叛国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东线军事情报，或仅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罗网，以为历史终将公正地为我定罪，从而亦不否认我片面的英名。人生会变得如何？
最终这些“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归于一路：如果我没有出生在1915年某个宽容而过分抽象的社民党人的家里。
这不是决定论，恰恰相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错误，以期重头再来。把碳单质放进高温当中，它可能形成金刚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为若做出另一种选择，结果会全然不同。但世界远不是条件可控而固定的实验环境，它把主客体混为一谈，内在与外在实为一物，它是无数的人类个体本身。你在修订自我时，已经让你所触及的世界面目全非。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人择原理的一种蹩脚表达罢了。
如今是1946年末，这一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历史学家只关心世界大事，就像只关注宏观世界的古典物理学家那样，这会让他们错失真理。人们会怎样讲述1946年？浓墨重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籍籍无名的第二年。然而正是在这一年，许多人黯然离世，时代从来不终结于胜利者的鸣金收兵，而是败者的死亡。
一个无名之辈也将随之被时代葬送，在他的档案和卷宗尚存于世之时，历史并不打算记住它。但历史却吊诡地要剥夺他的生命，由此可证，胜利者单方书写的历史纯然是谬论。
回溯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记忆却跳到了1945年。二月措森军部的轰炸，三月总参成员的形同陌路，四月达姆斯塔特人烟稠密的战俘营，五月的去留定夺。那是破灭的时代，1946年则在记忆中被抹去了，我无法记住任何逻辑线索断裂、毫无意义的琐碎事件，它们是这个世界的缩影，虚无一物。
我曾做过多少努力？我想起幼时在沙滩上堆房子。没有一座沙砌的房子不会被水波冲毁，但人们在童年时眼见此景，心里却带着欢愉。为何我现在悲伤不已？也许悲哀只是来自努力的落空，而不是熵增的世界本身。
这无非是一种锱铢必较。考虑到人终将死去，计较于20岁时的劳而无功实为小器的心理作祟。时间会让所有的塔化成沙，绞刑只不过是催化剂罢了。
1946年月12月20日
☆、死是不能被判决的
获知死刑后反而感到安稳，它和任何一种被确定下的安排并无不同，符合我对于确凿的要求。人们从异邦人的法庭上回来，互相恭贺，用这种不乏虚无主义的乐观连结彼此。我们曾在同一面旗帜下生活，现在又为相同的原因而死，这种联系让人感到自己仍是有组织、有纪律、有单位的。
同生共死诚然只是虚构，然而当自由被几道高墙隔离，它就变成切近身体发肤的幻觉。派普说“我真正的团伙在瓦哈拉”时，整个死牢都沸腾起来。我忽然想，基督教唯独在中世纪横行于世，也是因为当时的人无法在他们生存着的世界上得到慰藉吧。
无论如何，我们甘愿成为“瓦哈拉团伙”的共谋，在那里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歌，风华正茂——在东欧平原湿润的泥土下，在奥德河畔粉碎的建筑残骸下，在柏林业已更名改姓的威廉大街下，在威斯特伐利亚绵延的、化为灰烬的美丽城市下。
那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想到能够与之合葬，我颇有些欣欣然。少年时代四月欧石楠新开的时候，我们牵着挚友的手，跨过火堆，举起火把，在黑夜的野地里走上十几公里，听着内卡河的水声，从书香之地海德堡一直走到精致的曼海姆。那时我们和帝国都还年轻，而今天则都走到了尽头。青春年少转瞬化为灰烬，而我们的生命永远留在它当中。
我不感到悲戚，毕竟它只是事实。此刻我想的是怎样和“我真正的团伙”排好队，免得叫开瓦哈拉大门时显得像一帮法国兵，或怎样在放风时抢到被太阳光烘热的那块沙地，好在上面美美地做些白日梦。
因为死是不能被判决的，能判决的仅是死刑，它打扰不了我的生活。那些落在德意志每寸土地上的高爆弹都没有动摇我们决心——尽管它已经碎灭了。走上绞架前，我是个叫海因茨的金发小子，之后是一具尸体，两者都和他们加于我的罪名无关，无涉军人的荣耀。
1947年1月6日
☆、赎身状
一个胡茬不干净的美国人走进牢房，给我一叠稿纸。他说话吞吐，笑容比我预想中更为憨厚：“我想您或许会想写点回忆录什么的？很多人都想写，所以我想您或许也……”
“你们应当在OSS大力推广逻辑学，山姆。”我的英语发音生硬。他是个新手，还没有学会怎样和人套近乎，而这是情报搜集的第一步。
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他是情报人员，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善于察言观色。对于一个就要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死去的人而言，写回忆录是多么荒谬的提议。回忆录是为了让人铭记，而我这样被当做彻头彻尾的人类公敌的人仍然有这样的权利吗？我用德语和他说话：“OSS最近招了很多新人？”
不料他的德语比我的英语更糟糕，单是杵在那里，OSS用人可谓饥不择食。山姆？新手先生继续讲着他从工作会议上生搬硬套来的说辞：“……我们在调查达豪法庭的司法程序是否合法。有人报告法庭审判给被告和辩护方的发言机会太少……如果因为某些事实来不及陈述，而将一个清白的人错误地判了死刑，这对美国政府的公正形象……也是不利的，所以……”
“不，法庭对我的判决十分公正，我没有什么要伸冤的。”我敲了敲门，示意狱卒把这个人请出去。
过后我躺在床上，思考这样做的得与失。床的窄小程度让我想起最初在行伍中度过的日子。警卫旗队，它曾经因为它所卫戍的人而光荣，现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