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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东线外军处已经成为美国的雇佣兵，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正要成为美国顾问，而身在苏联的缪勒熟知德国。如果不弄出个狡兔，这些走狗岂有长日？三十年战争即将开始，斯科尔兹内却没有前往与他上司关系良多的英国，可见在这场游戏里，安全局六处已是一枚弃子。”罗森斯坦因的话音缓慢，仿佛置身事外，“别瞪着我看，记者和间谍只是一线之差。”
“而我父亲恰恰深得六处的信任。”
“不止如此，”他换了个姿势继续沉在沙发深处，做了个打断的手势，“但这偏了题。施伦堡一贯主张欧洲联合，但令尊实为一位德意志军国主义者。可惜天不遂人愿，历史仍然回到了1618年，成为冷战垓心的德国又一次担纲受害者，这场战争在秘密阵线展开，他不能坐视不理。”
那么，加兰先生是在1947年底，经由他的这位朋友获知了一些外部情况，准备在破灭的帝国背后践行一场务实的战争。他曾经是德国的情报官，在这本必然会被美国狱方检审的笔记里，他开始讲述安全局六处和东线外军处，用以威胁那些将他隔绝的人。从那时开始，这本笔记就不再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自我剖白，而有了隐晦、伪装、刺探和要挟的目标。
☆、逃亡之路（上）
【编者注】
这三篇文章讲述前安全局国外政治处（六处）成员海因茨？加兰从纳粹德国的一名情报官员到战争罪犯，又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员的过程。他在《狱中笔记》开篇满怀冥顽而不乏激昂的精神赴死，三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却走在变节的路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这个问题就如历史一样。
萃集这些文字花费我不少时间。它们散见于笔记的诸个页码，时而潦草难辨，时而前后不衔，似乎作者有意记录它们，却不愿让人一目了然。所幸它们共同依循一条逻辑线索，或者说作者相信如此，于是这几十段草率记录的段落得以编辑成文。
它肯定不是作者愿意呈现世人的，其分章布局也并非作者的意愿。但是后来者妄自尊大，以为能窥知前人的思绪。我将之连缀成文，用文中“我变了节，走上逃亡之路，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命名为题，又分为三篇。
上篇与纳粹时代一同终结，故事的主人公成为战俘；中篇下迄1948年，他从战俘变为战犯，端看满盘皆输的棋局；下篇紧衔之而来，生机和变节一同到访，他拽住了那条并不体面的绳索，攀登到死神触及不到的地方。
这是一条破灭的道路，打碎了曾经的信念，越过故人的尸身。它讲述的是胜利的方式：在君子之战终结的地方，只有无耻者生存下来。
如果您见过作者其人，或许会惋叹于这样的评价对他过分苛责。他在更年轻的时候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但是某些时代，理想主义只能囿于理论，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只是有的人不那么坦然接受，因而为理想与行动的撕裂痛苦万分。
【原文】
如果把我从1945年3月到德国沦陷前的经历写出来，有些人是不会高兴的。
阿登反击战失败后，西方联军越过莱茵河，苏联推进至波德平原。向谁称臣？这是个干系到权贵身家性命的大问题。
狼堡在45年初被废弃，一周前措森的陆军大本营遭受严重轰炸，元帅杖和贴红军裤（总参军官制服独有的标志——编者注）回到本德勒大街，第若干次讨论仅剩百来公里的战略部署。
那时美国第三军和蒙哥马利已经渡过莱茵河，苏联在中欧拉开一道从但泽到阿尔卑斯的漫长战线，德国残存的兵力该怎样部署？一夜之间，欧洲最卓越的陆军参谋部丧失了韬略，落着遮光窗帘的会议室里只有反反复复的讨论。
作为安全局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我间或列席总参的会议。“人人都在抢救生艇，怎么会有统一部署？”坐在我身边的人悄声说。他身量瘦小，缺乏情绪的眼睛笼罩在灰雾里。
莱因哈特？盖伦少将是东线外军处处长，古德里安（装甲部队闪击战术创始人，720事件后代理陆军总参谋长——编者注）的耳目。他戴着簇新的将官肩章，M40版的军装则半旧。通常他只在总参谋长授意时提供一些情报，但今天却主动站起来，“如果西线的参谋官愿意赐教我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美第三军是在哪里渡的河，我将不胜感激。”
长桌对面，一个戴着圆形眼镜、文气十足的军官接了话，“奥本海姆，前方是曼海姆。”
“我记得……半个月前，第三军还在波恩附近的雷马根。”盖伦沉吟般地自言自语。
“不错。”
“请容忍我的无知，美第七军在哪里？”
“从美因茨到沃尔姆斯一带。如果他们也在这里渡河，接下来的战争将在城市展开。”
“他们先前是在萨尔州。”
“是的……”
“盖伦将军，”约德尔打断了东西两线情报官的会话，“我想您心里已经揣着一个不错的思路，不要顾虑，大胆说出来。”
盖伦恍然从思维里拔起来，并没有说话。战略部署由作战局局长约德尔拍板，给出建议的则是参谋部，情报部门若有见解，只能以提供信息的方式予以暗示。他看看约德尔，又把目光递向他的保护人古德里安，良久后只说，“下官对战略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是出于对西线同行的关心。”
“您对陆军情报系统的拳拳之心可鉴，可也要照顾别人为国尽忠的心愿呀。”约德尔大笑起来。
会后我们走在人群的末尾，他压低的嗓音刚够被我听见，“您大概也发现了。”
“美军的真正目标？”
他咧咧嘴，算是一个会意的笑容。
美第三军翻越阿登山后并没有直接突破莱茵河，而是在雷马根掉头向南走了两百公里，与从萨尔州北上的第七军在美因茨－奥本海姆一带会合。一河之隔是我的故乡法兰克福，但我得让思路回到正轨：
这里有煤矿和钢铁、汽车制造、金融之都、泛莱茵—内卡的众多城市，是德国最富庶的地方。
“所以美军不急着要柏林。如果是我，就把第一集团军从西线抽出来，放到东线。”盖伦径直往外军处的方向走着。
第一集团军是整个西线的顶梁柱，抽走它无异于对英美打开大门。他在想什么？
“您这是舐犊情深。”我假意说道。
他用耐人寻味的目光打量我，“我不明白，您装傻有什么好处？”
这番议论已经不再成为告密的材料，约德尔关心自己还能调集多少军队，古德里安想再谋划一个奇计，其他人想体面地投降。盖伦的想法是，“如何在美英联军从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抽身北向之前，抵抗住苏联对勃兰登堡的进攻。”
他说得很委婉，但这仍然是个把政权卖给谁的问题。
“我这就回去了，您接下来去哪儿？”他在通往外军处的走廊拐角停下来，拿出罕有的关切，“还是去威廉大街？这个点钟应该还不会空袭，一会儿可就难说了。”
进入45年以来施伦堡一直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活动，寻求与英美的外交谈判机会。我定期向他汇报，但最近已经很难见到他了。这个告诉我间谍从不讲信仰的人，如今却假设德国仍是自己的筹码。
“一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句话原是他送给我的。
盖伦不愿受施伦堡的挟制，他要另谋一条更隐秘的道路。这条路上也许有我，但那会是一条怎样的路？一旦我知道，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单位里还有一些事要我处理。您能派人载我到贝卡尔大街吗？”我两边都不选。
汽车在贝卡尔大街的一排功能性建筑前停下来，褐色的外墙和样式普通的窗门将它隐蔽进环境里，丝毫不像一个中央衙署。我和一个总参少尉走了进去。他是盖伦派来确认我的行踪的。
“我想您是荷尔施泰因人，别的地方的人很少像您这样坚定而又机敏。”我随口说道。他为我拉开车门的动作干净，如果一个人既有北方人的肃穆，又像南方人那样善于交际，多半是来自日德兰的海港。
“我家在吕贝克。”他谈及家乡时下意识地抬高声调。那是汉萨同盟的旧都，砖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