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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里没有多少花草，白墙顶着红屋檐，一双父子伶仃地站着。我的父亲在妻子亡故后没有续娶，他精心饲养我，带我去看他走过的世界。我们之间并无太多不合，家里饭菜至今是我牵肠挂肚之物，但一些抽象问题使我们沉默多年。
就像艾丽大街无处不在的争执，学术或政见、立场或宗教。自由骑士们喝着同一壶咖啡，争论时却能把桌子砸出裂缝。父亲师学于抽象理论，我从书本和辩争当中取得知识，形成了一些根本的观念。
它们不切合于实物。我对法兰克福口音的眷念远不如对内卡河水，我在那些因为冥顽、偏见或利益而不可沟通的人面前收获了绝望。盟军法庭进一步把绝望确定为无可挽回的毁灭，似是而非的罪名、各怀鬼胎的盘问、监狱里意图不明的谈话，最终让我除了沉默别无他选。
绝非所有人都对沉默无法容忍。但是砍去贩夫走卒的手脚会让他成为废人，为何那些犯戒的古代学士往往是受割舌之刑？文明社会擅长不杀生地摧毁一个人，死刑不过是一道附加险。
我走过不太长的道路、建立过短暂的功勋、获得并非神判的罪愆。模糊的地理故乡让我能够接受尸骨撒进伊萨河的终局，但精神的乡音仍难改变。使我成为自身的艾丽大街、那些自由骑士赋予我的精神无不在召唤我，到那里寻平安。
没有什么能阻止狐死首丘，也没有什么能抚慰死不瞑目。
1947年10月2日
☆、风蚀作用
【原文】
死亡是意义的消解，那些终会被放进英灵殿的人只是脱离凡胎。——多少独裁者许诺过这样的英灵殿，只有耶稣建成了它，历代君王的许诺无不成为其僭主所称的罪行。
多少人在死前高喊过某种口号，最近的例子发生在纽伦堡。这些人面对罪行累累时也面露惭颜，却竟然相信终有一天会得到末日审判般的正名。逻辑在恐惧面前不举，因为此时逻辑无法证明生命的意义。
逻辑实则从来无法证明生命的意义，意义是信以为然，一切哲学在这里遁入宗教，笛卡尔与海德格尔互为仇敌。前者选择生活，后者选择存在。
无论从学界地位还是株连甚广的社会影响来看，海德格尔都主宰着这个时代。战争不是最残忍的毁灭者，他身后的复仇女神践踏了一切美德。为了向胜利者乞求偷生，人们不得不自我否认，昔日同袍之谊变为尔虞我诈的法宝，信念成为累赘，生存高踞于一切之上，乔装成意义本身。
我们吟唱过的歌诗无不成为笑谈，共同度过的岁月让人得以更彻底地互相告发，世故里不含天真，冷漠变为麻木。恐惧不仅仅让人放弃逻辑，也包括信念。
真正的死亡犹如风蚀作用，摧毁任何人造的纪念。
1947年10月30日
【编者注】
在瓦尔特？施伦堡作为被告人的外交部审判中，海因茨？加兰的证词如下：
美国国家档案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后续审判—外交部案，卷37：海因茨？加兰党卫军中校证词
海因茨？加兰（1915—）自1938年至1945年是瓦尔特？施伦堡的属下，曾担任RSHA四处E科二组成员、六处二等副官、六处一等副官等职务，亦是RSHA六处与国防军总参、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
谨以名誉为誓，确保呈堂证供的真实和准确。
H。 Galland（签名）
1947年10月27日
一
1、我出生于1915年1月的法兰克福，1936年于海德堡大学毕业，其后加入警卫旗。1938年6月军队进驻但泽后，我调任党卫队保安处，并在这个机构供职直至1945年4月。
2、我进入保安处时，它正在改组为帝国安全局（RSHA），许多机构面临撤换改组。我在办公室留侯派遣，当时的办公室主管是瓦尔特？施伦堡。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机构内部的日常文书、协调部门间的配合、组织员工活动等。涉密文书是直接呈报给各部门主管或局长本人的。
3、涉密文书是指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或与国家大事、高层领导密切相关的文书。
4、1938年11月初，我个人并未看到任何关于平定犹太暴乱或与之相类的文书。既然这件事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政策，料想它是涉密的。
5、1939年7月，施伦堡组建四处E科并担任科长，我是二组的成员。这个分支主要监察国内外的主要报刊，它与三处合作负责书报审查，但主要职责是从报刊上获取情报。RSHA的建立时间很短，信息往往滞后于媒体。二组是个典型的文职部门，E科本身也主要招收各大高校的文科生，它的非军事化特征一直延续到日后的六处。
6、我本人曾是警卫旗的军人，但在那之前我受学于海德堡；E科科长施伦堡则是马尔堡的学士；日后成为六处S科科长的斯科尔兹内是一名特种兵，但他也拥有大学学位。余者请详参庭审记录，我相信其中不乏博士头衔。
7、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期间，我跟随军队前进，其后参与组建RSHA的法兰西分部。随后我在国防军总参学习，直到1941年南斯拉夫战役开始。
8、六处的巴黎分部设于福煦大街，那里的确是巴黎的富人区，但选址依据是这个街区的良好治安和建筑的私密性，以及与当时仍然生活于此的法国邻里的和睦关系。关于进占巴黎后六处获得的财产：巴黎分部征用了一座空置的小楼，桌椅不全，尚需多方寻觅。附带一提，当时六处处长为海因茨？约斯特，施伦堡是在次年6月继任的。
二
1、1938年6至9月间我正在入职培训，与施伦堡的共事是9月后开始的，职责与权限已如前述。具体参与的事件有：1939年春天我参与了RSHA进驻捷克的行动，是年年底负责对国防军反对派的调查。对于文洛事件，我略知它的前期工作。
2、文洛事件是一起突发事件。时任四处E科（主管国内反对者）科长的施伦堡间或会被授命一些国外任务，这是因为国内反对者大半与德国的敌国相联系。1939年9月间，我在明斯特办理一桩国防军将领里通外国的案件，施伦堡在附近的杜塞尔多夫。他曾问及这个案件的细节，并要去了几套国防军军装。文洛事件中他以“国防军总参军官夏梅尔”的假身份赢得英国间谍的信任，但据我推测，逮捕他们并非施伦堡本人的意愿。
3、只需要一些逻辑便发现这一点。人们很容易认为卧底是叛徒或卖国贼，但他的实质功能更类于中介。你需要付出一些情报，才能换得情报，这恰恰是双方建立信任的方式。事实是，直到次年不列颠战役开始前，施伦堡仍在设法把手下最优秀的卧底间谍派往英国；我也曾耳闻海德里希对施伦堡与英国人过于频繁的交往的批评。那么既然他希望与英方增进往来，逮捕文洛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层就无异于作茧自缚。
4、我在文洛事件后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这是因为我提供的关于国防军反对派的信息使施伦堡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这些信息是在此前的国防军谋反案中取得的。
5、我并不知晓被抓获的两位军情五处高官下落如何。不过1943年时我与因为“黑色乐队”案而被捕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神父交谈过，略知他在狱中的情形：彼时他正与同在狱中的白斯特过从甚密。“黑色乐队”大体上是亲英的，不过一位身陷囚牢的前军情五处官员与业已被官方定罪的反对派明目张胆地往来，可见二者的触角远未限于牢狱之中。
6、关于朋霍费尔、白斯特，或“黑色乐队”。从1939年开始，RSHA已经对“黑色乐队”了如指掌，1939年9月我办的案子即针对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本人，当时已知道他与英国联系的细节。正是这些证据使施伦堡成功假扮了夏梅尔。不过哈默施泰因只被革职，其后又复任国防军高层军官。这是施伦堡的直属上司、海德里希的主张。把文洛抓获的间谍投入集中营，是希特勒独裁的体现。
三
1、从1939年9月涉及国防军密谋案开始，我就与藏有众多“黑色乐队”成员的国防军分不开了。1942年后我成为RSHA六处与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期间涉及了东线情报工作。
2、齐柏林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
3、就我所知，飞艇计划开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