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喂，说说你自己。”她说。从宾馆出来以后，她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很有兴趣地望着我。“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就为存折上那八万？”
“你用IBM的手提电脑，Diseman是索尼的，耳机是铁三角的正货，起码值一千块吧？非常暴发户的样子。”
“无可奉告。”
她只是和我一起巡游城市的人，但无法成为倾诉对象，在所有的电影里，这一对人儿都是默默地蹲着、站着，看着风景而不会相互倾诉。即使说出来，听到的大概都是类似回声的东西。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笑笑不说话了。
两个阀门在一起，没有谁是扳手。我心想。
“你不简单。”她说。
做爱之后，她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已经是寒假之前。那会儿我的存折上已经只剩下六万元了。她告诉我，家里出了一点事。
“我爸爸查出来肝癌三期，可能救不回来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请你吃顿饭吧。”
她开着一辆福特，把我带到市中心一家十分雅致的西餐厅，整个餐厅就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连音乐都没有，服务员像是忍者一样无声地穿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座位间。我极为中意的餐前面包，吃了一份不够又加一份。她在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从来也没见她这么得意过。
“这么说，你就不来上学了？”我问。
“对啊。”
“辍学太可惜了。”
“也无所谓，我爸爸要是真救不回来，我就得去继承他的产业了，哪个大学都去不了，弄张MBA的文凭倒是有可能。”
“你爸爸什么产业啊？”
“开公司的。”她无所谓地说，其实是示意我不必再问下去。
“噢，恭喜你。”
“恭喜我爸爸生癌？”她手肘撑在桌上，手掌托腮，近乎妩媚地说。
我举杯和她庆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
“很倒霉，手提电脑被人偷了，买了一台二手的结果是坏的，也不想再买了。Discman和铁三角耳机被人借走了，结果那个人打架被打伤了就再也没出现过。”我叹气说，“所谓每况愈下。”
“都可以再买嘛。”
“买不起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读大学的三年里，把存折上的钱细水长流地花光，而不是一会儿做大款，一会儿做乞丐。”
“钱是身外之物。”
“也不能那么说，爱情还是身外之物呢。”
她笑笑说：“最近我在研究佛法。”
“佛法好，但佛法只是菩萨口袋里的零钱。”
“受用不小。等我爸爸死了，可以用这个来超度他，坏事干得太多了，不知道能不能给他减免一点惩罚。”她依旧是笑眯眯地说。
“别想那么多，要活得通俗一点。”我说。
“你也是哦。”
“祝你顺利。”我举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以后还联系吗？”
“你说呢？”
“总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也说不清。”
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度过了太有意义的一段时间吧，再继续下去的话，打个比方我娶了你，后半生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
“这么说差不多。”她想了想，又说，“不过还是留个手机号给你，如果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找我。”
“好的，我没有手机，你要是有事就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她把手机号抄在一张餐巾纸上，我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她开着福特离开，我坐上拥挤的公交车独自回学校。餐巾纸很快就找不到了，她也从来没有给我发过邮件。按照阀门的生存方式，一切都是必然的，但是阀门也会感到虚无，在很久都没有扳手的情况下，我还是会偶尔地想念她这个阀门。
直到同寝室的老星告诉我，植物学的女孩是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家产大概有几千万吧，那辆福特对她而言已经是很低调了。我有点诧异，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挑中我。
“和她睡过吗？”老星问。
“没有。”我撒谎。
“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
“几百年。”
“太可惜了，”老星说，“要是个美女就更可惜了。幸好不是。”
她退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去T市游荡过，生活范围立即缩小到学校方圆三公里以内，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初读大学时的不适感渐渐消退。对我来说，偌大的城市是封闭而干燥的，只有退缩到小小的工学院里，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我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一直到那个冬天过去，旧的事物变成陨石坑，它终于和周遭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记忆，真实意义上的从前。当然，她和长发女孩不同，她成为抽象的历史，而长发女孩是非常具体地埋葬在我心里了。
Lush
有那么一段日子，我固执地寻找Lush乐队的唱片。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
乐队成立于一九八七年的伦敦，两个匈牙利与日本的混血女孩MikiBerenyi和EmmaAnderson遇到了鼓手ChrisAcland，贝司手SteveRippon，组建乐队，起名为Lush。出道时很红，可运气似乎不那么好，并没有大厂牌抢着要签他们的场面出现。之后签在独立唱片公司4AD旗下，一九九二年换了贝司手，由PhllKing担当。
现在归纳他们的风格，不外乎缥缈美声，以及Shoegazing，意为“自赏”，Shoegazing的音乐内涵暂且不提，有一个特征是在现场表现出极度的低调，眼睛看着脚下，如低垂的花朵，除了唱歌与演奏之外仿佛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Shoegazing在九十年代初的英国颇为流行，等到Lush乐队引领这股风潮时，它却迅速过气了。
据说这两对俊男靓女是情侣，MikiBerenyi和ChrisAcland，EmmaAnderson和PhilKing，颇有偶像组合的潜质。乐队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了若干唱片和EP，卖得不怎么样，评论界也未给予好评，《Love life》是其中最棒的一张大碟，也没能让人对他们高看一眼，一九九六年EmmaAnderson宣布离队，同年十月，鼓手ChrisAcland由于抑郁症在父母家中悬梁自尽。
乐队解散，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三个人的名字。
时至二〇〇一年，ChrisAcland死后五年，我在地球另一端的T市寻找他们的唱片，DreamPop也好，迷幻噪音也好，在网上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我独自跑了T市的各个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都翻了过来，踪影杳然。他们在哪里呢？在网上我搜到了很多他们的介绍。乐队概况，评论，以及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找人刻录了他们早期的两张唱片，惟独《Love life》像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了。
找唱片的心情，通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 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只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最后是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就有《Love life》。一月里我跟着春运大军坐火车到南京，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读大学的女孩，从摇滚一直聊到诗歌，她熟知Radiohead碎瓜绿洲山羊皮等等，我问她知道Lush吗，她也摇头。我把乐队的故事告诉了她。
下车后我们一起去了南师大，终于找到了《Love life》，一次买了两张。女孩买的唱片几乎塞满了背包。
那天的天气真是好，干任何坏事都很惬意，绝无负罪感也绝无犹豫。后来她把我带到一个咖啡馆，很宽敞，半透明的天棚将日光均匀地洒下，周围都是一人多高的盆栽植物，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招呼那女孩，我跟着一起坐了过去。他们开始谈论地下摇滚、诗歌，南京的某个牛逼作家最近在干什么，以及某某谁是个呆逼。这些显然与我无关，我对南京不熟，只是凑在一边听着，既然插不上话，我就从包里掏出Discman，撕开唱片塑封，塞上耳塞，在沙发上听我的《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killers，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我便被它们包围住了。
不久闻到异样的味道，知道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