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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答应了。
但是翌年元旦老白仍然出现在下岗职工的名单上，我不知道父亲何以如此绝情，后来他们告诉我，农机厂其实已在筹备着破产，所有的职工都要下岗，谁先谁后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告诉我：“你爹就是个混蛋。像你爹这样的个个都是混蛋。”
我当然知道。
我还和小白见面，见面也谈到老白下岗的事情，她从不埋怨我父亲。她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品质，绝少会让她去埋怨别人。她问我考哪所大学，我说凭我的烂成绩，大概只能考考大专了。她说：“你考什么学校我就考什么学校。以后还能常见面。”
那年春节，我父亲大年初一在厂里值班。当时工厂停下，厂里没有人，我父亲独自在办公室看过期的报纸。老白走了进来，他用一个痰盂套住了我父亲的头，用一把剔骨刀在他胸口扎了六刀。血溅得到处都是。行凶之后，他反穿着棉衣走出厂门。
他回到了家里。几乎是同时，厂里的门卫发现了我父亲的尸体，第一个电话是报警，第二个电话打到了我家。门卫不是心理医生，他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母亲：“夏厂长被人杀了。”讲完又添了一句，“老天有眼啊。”
很久以来，我一直无法理解老白。为什么他要行凶杀人？下岗已成事实，杀人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这个问题不如另一个问题更为费解：为什么他要把一个痰盂套在我父亲头上？
是为了阻止我父亲叫喊？
是为了让我父亲无法辨清方向？
是为了当年他把我父亲从抽水马桶里拽出来？
无从考证。
老白成了英雄；我父亲因为被杀而获得了一笔保险赔偿，够我读完大学；我母亲于两年后改嫁；我于一九九八年考取T市工学院，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在学校里诧异地看到了小白，我们相对无语。
那个杀人之夜，我母亲接到电话并瘫倒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犹不知事情的原委，只感到一阵寒意，预感到出了大事。这时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小白站在门口。
她告诉我：“我爸爸把你爸爸杀了，刚才他跳楼自杀了。”
这是我对咖啡女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现在我回到了麦乡，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答应了要去找她，恐怕很难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故事我对她说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讲完，事实上我讲了很久很久，那天我从医院把她送到火车站，整个路上我就在讲这个故事，现在它结束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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