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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失踪始末-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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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正刮起“开门办科研”之风,彭加木要求下乡,他们没有理由可以阻拦。

于是,植物病毒组又恢复了,被锁困多年的彭加木,终于又在祖国各地奔忙了:

他来到江苏、浙江,考察桑树萎缩病;

他来到广东、福建,调查柑橘黄龙病;

他来到山东泰安,了解枣疯病;

他来到河南新乡,探索小麦黄矫病;

他来到北京、河北,研究小麦丛矮病;

他来到上海郊区,探讨蔬菜病毒……

彭加木以“植物病毒组”的名义,在短短的几年之中,连续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请注意,彭加木的这一系列论文,绝大部分是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这一点便说明了这些论文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其中,特别是详细研究了柑橘黄龙病。为了调查这种植物病害的病因,仅福建一地,彭加木便去过多次:

1964年,到了福州、龙溪;

1965年初夏,到龙溪工作了一个月;

1965年下半年,到龙溪采集柑橘黄龙病样品;

1966年,到龙溪;

1967年,到福州、龙溪;

1973年,又来龙溪。

1974年、1977年、1978年、1979年,又多次到福州、龙溪……

彭加木的论文,正是在这样反复考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他的关于柑橘黄龙病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所谓柑橘黄龙病,是指柑、橘得病之后,树梢的叶子全部发黄,看上去像条黄龙。得病之后,根系腐烂,全树衰竭,产量大减,是柑、橘生产中的大患。

早在1943年,我国科学工作者陈其,首次对华南柑橘黄龙病作了研究,发表了论文。但是,柑橘黄龙病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清楚。从此,人们开始探讨这种病害的病因,多年悬而不解。

1965年初,陶铸邀请彭加木到广东考察柑橘黄龙病,他便开始着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当彭加木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时,初步看出可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可是,当时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由一种“类菌原体”引起的。

彭加木在政治上、生活上是倔强的,在科学上也是那股倔脾气。他不随波逐流。他到各地采集柑橘黄龙病的病叶,终于初步分离出病毒。就在这时,那场政治风暴打断了他的研究工作。

当他重操旧业,首先便着手继续研究柑橘黄龙病。他与持“类菌原体”感染的科学工作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科学上,彭加木有一股子“牛劲”,但也有一股子“牛脾气”。他轻易不服输。他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经过多个日日夜夜,他用电子显微镜拍出了清晰的柑橘黄龙病线状病毒的照片!这是在国内首次用事实证明,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由线状病毒引起的。

这么一来,连那些支持“类菌原体”论的科学工作者,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承认,的确存在着柑橘黄龙病的病毒。不过,他们也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因为他们也有许多事实证明“类菌原体”引起了柑橘黄龙病。

经过双方多年激烈的论战,如今双方得出共同的结论: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复杂的,既有“类菌原体”感染,也有病毒感染——这叫“复合感染”。

彭加木是倔强的。正因为倔,他坚持了下去,找到了病毒;也正因为倔,他有时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过,当他的“牛脾气”转过弯来了,真正感到别人说的也在理,这时,他就听进去了。正因为这样,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复合感染”的理论,认识到“病毒论”与“类菌原体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我就是不签名!”

中国的政治风云是多变的。

正当彭加木沉醉于科学王国之中探索珍宝时,“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在制订十年科学规划时,周总理曾说过:“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

“四人帮”反其道而行之,大砍基础科学研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七个基础科学专题小组,被解散了六个,只剩下彭加木的植物病毒组还在那里工作,不断写出科学论文。于是,种种流言飞语,向彭加木袭来:

“植物病毒组是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植物病毒组是打着联络实际的旗号,干着脱离实际的工作!”

彭加木没有理睬。他的回答是:“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1976年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四人帮”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矛头直指邓小平。

对于“四人帮”的这些阴谋,彭加木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强令党员要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写“批邓”大字报。

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有些党员便照抄,写了“批邓”大字报,应付了事。然而,彭加木却一张“批邓”大字报也不写。这时,一位好心人给彭加木通风报信:“市里派来两个人,正在所里统计哪些党员写了‘批邓’大字报,哪些党员没有写。据说,查下来只有你没有写。你赶紧写一张吧,不然会惹麻烦的。”

彭加木笑笑,摇摇头。

下班之后,另一位好友到他家里去。彭加木毫不掩饰地谈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他说:“群众纪念周总理,有什么不对?怎么会成为‘反革命事件’?以三项指示为纲,错在哪里?”

风声越来越紧。大约是那两个人的调查报告送上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开始注意彭加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于是,在一次全所大会上,一个头头就声嘶力竭地叫嚷道:“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他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尽管这个头头没有点名,人们一听,心里都明白——这不是指彭加木,还会指谁呢?人们都暗暗替彭加木担心。

这次大会,又动员写“批邓”大字报。会后,有几位同事合写了一张“批邓”大字报,把彭加木拉住,好心劝他道:“你来签个名算了,免得麻烦。”

彭加木非常倔强地说:“我彭加木的名字,就是不签在这样的大字报上!”

这件事,被上面知道了。他们准备继“清队”、“清查5。16”之后,第三次揪斗彭加木。

就在这时,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八章 返疆

◆重回第二故乡

“四凶”肆为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风暴、动乱,结束了。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此时此刻,彭加木的心情既兴奋,又焦急。他急于想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光追回来。他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诉说了自己的心愿:“重上边疆,重当‘铺路石子’。无论是去西藏,去云南,去新疆,去青海,我都高兴!”

如今,那“内部控制使用”的紧箍咒,再也不会念了,彭加木可以展翅高飞了。尽管他在那“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受了那么多磨难,他却不埋怨,不后悔,不观望,不犹豫,他的目光总是向前,向前。

组织上慎重研究了彭加木的要求,觉得青藏高原气压低,彭加木的身体恐怕吃不消;青海他没去过,开展工作较困难;云南和新疆他去过多次,比较合适。

新疆方面一知道彭加木要重上边疆,立即发出了邀请,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去新疆工作。不过,考虑到彭加木年已半百,又有严重的上腔静脉后遗症,因此只同意他在每年夏天去新疆,其余时间在内地工作。

1977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给彭加木汇来了路费(他每次去新疆,都是新疆分院给他寄路费的)。7月,彭加木离开了上海,奔赴阔别了十多年的新疆。

一路上,他的感触颇深:在50年代,他从上海去新疆,只能坐火车到甘肃,再换长途汽车进疆;在60年代,火车可以直达乌鲁木齐了;如今,他坐着飞机进疆,花了六七个小时,便可从上海直抵乌鲁木齐了。

一路上,彭加木兴致勃勃地透过飞机的园形舷窗,俯瞰着祖国那广袤无垠的大地。飞机翼下出现巍峨耸立、顶上戴着白皑皑“雪帽”的博格达峰——天山的山峰,彭加木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

“哦,新疆——我的第二故乡,我又回到你的怀抱。”

唐朝诗人王维在《渭城曲》一诗中,曾感叹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彭加木却是“西出阳关多故人”。当他走下飞机,老朋友们蜂拥而来,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热泪夺眶而出。

是呵,在那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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