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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不理这个茬。他风风火火地跑到现场，硬是制止了这场抢档案的风波。
有人不服，跟彭加木争吵。彭加木疾恶如仇，大声斥责他们抢国家机密，是“暴徒”！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把彭加木围在核心。
彭加木也激动万分，颈部的青筋怒张，像一根根筷子似的。
经过一场激烈的舌战，经过许多人从中调停，才算暂且画上了“休止符”。
彭加木回到家里，气得整夜未合一眼！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天，墙上写满斗大的字：“老朽滚蛋！”有的图省事，干脆写成“老朽滚○！”
于是，一场游斗“老朽”的闹剧开始了。
彭加木一听，又火了。彭加木一向很尊重老科学家，特别是敬重那些所谓的“老朽”，在彭加木的心里，“老朽”就是“国宝”。
他跑到现场，硬是使游斗半途而散，以致他被一些人骂为“老朽们的孝子贤孙”！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多事之秋，科学事业横遭摧残的年月，彭加木依旧经常出入实验室，坚持他的研究工作。
彭加木办事，总是一板一眼，非常认真。在那年头，开会念语录，发言背语录，写大字报引语录，彭加木的口袋里也成天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对毛主席是挚爱的，竟把整本《毛主席语录》认认真真地背了下来。有人不相信，对他进行了“考试”。“考试”的方法颇为奇特：“考官”说第几页第几段，彭加木则立即背出那一段全文；“考官”念一段，问彭加木是第几页第几段，彭加木也马上背出。“考官”手持语录，随手翻到哪一页，便考这一段。如此考了十几次，彭加木居然对答如流，未出半点差错，使满座皆惊！有人赞扬他有一颗“忠”心，有人笑他“书呆子气”，有人说他“形式主义”……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彭加木那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他的鲜明的性格——纯朴而又带有几分天真，认真而又带有几分执拗。
◆从“座上客”到“阶下囚”
电影演员赵丹曾画了一幅画赠给白杨，画上无诗，正巧相声演员侯宝林在旁，灵机一动，便题诗一首，其中有这么两句：
莫道常为座上客，
有时也作阶下囚。
这两句诗，本是侯宝林描写赵丹、白杨在“史无前例”中的遭遇的。然而，如果移花接木，用于彭加木身上，倒也十分贴切。
彭加木当了一年“头头”，已被内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忽然一阵狂风平地而起，他又从“座上客”一下子变为“阶下囚”！其实，这样的事并不足奇：“四人帮”今天根据“三结合”的需要拉你点缀一下门面，明天又可以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把你抛出。倘若不是这般变化多端，玩人命于股掌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怎堪称“史无前例”呢？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68年11月30日下午。那天正值星期六。
在那种年月，每逢星期六下午，“逍遥派”们早就回家，“提前”过星期日了。然而，在那天，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人们接到来自上面的通知，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谁都不许回家！开会的时候，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因为凡是“重要会议”，“革命”派们积极参加，“牛神蛇神”们被押着参加，“逍遥派”们不敢不参加，这三类人都参加了，出席率也就近乎百分之百了。
那天的会议，果真重要。会议的开场锣鼓早就开始了——全体到会者在那里一段又一段地齐声念“阶级斗争”语录，可是台上还不见动静。按照那时开会的规律，这意味着台上准会有“大人物”出现。
经过“千呼万唤”，不错，姗姗来迟的一位“大人物”，穿着不戴领章的军装——那时最时髦的革命服，出现在主席台上。此人姓戴，名立清，在那鱼龙混杂的风暴之中，扯起“造反”旗号，成为王洪文的把兄弟，受到“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重用，从“阶下囚”一跃而为“座上客”，成为掌管上海科技系统大权的第一把手。
在欢迎的掌声平息之后，沉默了一下，戴立清清了清喉咙，念了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台下的听众们一听，便知道今天的大会上肯定要“抓”人了。
究竟“抓”谁呢？戴立清并不马上“抓”人，却先讲了一通关于科学院系统的“敌情”的严重性，说这里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戴立清拍案惊呼：“据我所知，科学院里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此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着呼吸，知道他的下一步棋，便是“一抓就灵”了。
果然，接下去便宣布了一个惊人消息：“把老反革命、老特务分子彭加木揪出来！”全场顿时骚动起来。人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堂堂的革筹会召集人，怎么转眼之间成了“反革命”、“特务”，何况在“反革命”、“特务”这些罪名之前还加上一个“老”字？彭加木被“揪”上台了。连他自己都仿佛在梦中似的，闹不清楚怎么会跟“老反革命”、“老特务”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要知道，在上午，他还正以革筹会召集人的身份，在那里主持会议呢！就从这一天起。不，就从这天下午起，彭加木被“隔离审查”了。据那位戴立清透露：隔离审查的决定，“来头可大呢！是‘首长’（作者注：戴立清所谓‘首长’，便是指‘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亲自批的。”
这件事，最鲜明地体现了颠倒两字：彭加木从先进标兵变为“阶下囚”，而那位刑满释放分子戴立清则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老特务”的由来
彭加木怎么会成为“老反革命”、“老特务”的呢？原来，在1968年秋天，“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开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的各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炮制了一起大冤案，叫做“‘两线一会’特务集团”。
什么是“两线一会”呢？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研究作为一条线，把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作为一条线，同国民党溃退前夕组织的“中央研究院”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连在一起，称为“两线一会”。
其中“中央研究院”一线，是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朱家骅接替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按照“四人帮”的爪牙们的逻辑，既然院长是大特务，那凡是那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的人，都是特务！
这一冤案涉及面极广。在上海的十四个科学研究单位内，约有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一千多人受到牵连。正因为这样，怪不得戴立清在大会上声称：“据我所知，科学院里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
彭加木是在1948年秋天，才来到“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技佐”工作，当时只有23岁。过了半年多，上海便解放了。照理，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是“老特务”呢？说来颇为有趣，那“两线一会专案组”竟认为，越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进入“中央研究院”的，越是年轻的，越是“危险人物”，因为那是反动派安插的“潜伏特务”，准备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更为荒谬的是，有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调来工作的，也被算进“特务集团”。因为那些“中央研究院”的“老特务”们会不断扩大组织，会发展“新特务”！这么一来，“特务”帽子满天飞，弄得到处都是“老特务”、“潜伏特务”、“新特务”。
彭加木的爱人夏叔芳没有在“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照理，她没有“特务”之嫌了吧？然而，她却在彭加木之前，便进了“抗大学习班”。所谓“抗大学习班”，就是变相隔离审查的美称。凡是进“抗大学习班”，的“学员”，都必须住在研究所里，不得回家，不得串联，一边“学习”，一边交代。
夏叔芳意想不到，她的大名竟被“专案组”列入了“特务名单”之内，成为一名“女特务”。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伙迫害狂把魔爪伸向夏叔芳，伸向一个无辜的普通的科学工作者头上，不过是肆意迫害彭加木的前奏，一个不大不小的“试探气球”，一场必不可少的“演习”。
事实也正是如此，“专案组”早就把彭加木列为“重点”，暗中开展内查外调了。碍于他是分院革筹会的召集人，碍于他曾受到过党与人民的表彰，不便过早惊动他，直到“专案组”掌握大量“材料”，又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