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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睦忙于他的毕业论文，以为“黄豆芽”比游行更加重要，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夏叔芳也没去。与他们同做毕业论文实验的另一位女同学却去参加游行了。
过了约莫两三个小时，那位女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回实验室。她的头发、衣服都湿了，激动地告诉彭家睦和夏叔芳：
游行队伍遇上了国民党的警察，他们用消防水龙头浇学生，用木棍打学生！正在这时，彭家睦的一个同班同学跑回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副破眼镜，连镜片都碎了。他说，这是被警察打碎的，好多同学现在正挨警察打，鲜血洒在大街上。
“我去！”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实在呆不下去了。夏叔芳拉他别去，彭家睦气呼呼地说道：“本来我不想去的。警察打同学，太不像话！这下子，我倒一定要去！”
彭家睦撒腿便朝大街跑去。这时，游行队伍被警察冲散了，街上满是水迹和血迹，几十名学生被捕。同学们硬是把血气方刚的彭家睦拉回来了，劝告他别与警察硬拼，否则会吃亏的。
“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在实验室里常常一边做实验，一边骂起国民党和警察来了。他觉得，警察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太不讲理，他要打抱不平。
跟彭家睦、夏叔芳同做论文实验的那位女同学，是一位出身豪门的小姐，令人意想不到，她竟是一位地下党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彭家睦才知道她的政治身份）。她知道彭家睦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但是并不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她旁敲侧击，点明真相，使这位“打抱不平”的青年渐渐觉醒过来。
不久，夏叔芳发现一件惊人的事：彭家睦正在很神秘地看一本书。见她来了，赶紧收了起来。夏叔芳夺来一看，竟是艾思奇着的《大众哲学》。
夏叔芳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看起这样的禁书？他从哪儿弄来的？
彭家睦在夏叔芳面前，说了实话。
原来，那是中央大学从重庆搬回南京的时候，彭家睦的哥哥托他带一只小箱子回去。哥哥告诉他，箱子里不是平常的东西，在船上要防备有人检查……
经哥哥这么一说，他倒疑心起来，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二十多本书，其中有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着作，还有艾思奇的书。当时，这些书全属于“禁书”。
哥哥告诉他，这是一个老同学从“那边”捎来的。尽管彭家睦并不懂得这些“禁书”中所讲的“主义”，可是，他觉得把这些“禁书”交给他带回去，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彭家睦马上拍了拍胸脯说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把它带回去。如果在船上有人要检查，我就拎着箱子往江里跳。我一钻进水里，他们就休想抓住我！”
彭家睦真的做了跳水的准备，把那些“禁书”用油纸包好放在箱中，以免跳入江中时不至于被水浸湿。
幸亏一路太平，彭家睦顺利地带着那只神秘的小箱子来到南京。
在南京，彭家睦忙着做的“黄豆芽”实验，没有闲工夫去读那些“禁书”，况且他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无心旁顾。
然而，自从“5。20血案”之后，彭家睦开始想弄清楚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于是忙里偷闲，悄悄地看起小箱子里的“禁书”来。谁知这些“禁书”有一股无形的魅力，使他越看越爱看，读了第一本便想读第二本。这些“禁书”像一把打开思想之锁的钥匙，使彭家睦脑袋瓜开了窍……彭家睦的心中，暗暗向往“山那边呀好地方”。
◆面临毕业
王应睐教授一位严师。他对自己的三位学生颇为满意，然而，从未在学生面前夸过半句。他对三位学生的印象是这样的：彭家睦功课中等水平，可是头脑灵活，手也很巧，做起实验来比两位女同学要能干得多；夏叔芳论读书是班上第一名，可是做起实验不怎么样；另一位女同学在三个人之中天资最聪明，学习成绩也不错，只是似乎不太专心，经常忙于别的杂事。
王应睐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生物化学专家。他手把手，把科学研究的一套方法教给了三位学生：先是确定论文题目，然后查阅有关文献，写出了《文献综述》，再确定自己的实验步骤，着手实验，最后总结，写出论文……
当时只有一间大实验室，许多人在里面做实验。他们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每天埋头从“黄豆芽”中提取植酸酶。实验任务是很重的，他们常常从早干到晚。不过，每到晚上，另一位女同学就不来了，只剩下彭家睦和夏叔芳在那里忙碌着。他们曾问过这位女同学，为什么晚上不来做实验？她有点不大好意思地答道：
“我晚上要去做家庭教师。”
彭家睦和夏叔芳感到奇怪，这位女同学家庭是个巨富，为什么还要去当“家庭教师”？他们想，也许她晚上有“幽会”，不便明说罢了。
直到几年后，他们才明白，这位女同学每天晚上忙于地下党的活动，所以不能来做实验。
旧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毕业即失业了”，1947年夏天，当彭家睦和夏叔芳即将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化系的时候，他们一边做毕业论文，一边开始为未来担忧，四处托人寻找毕业后的出路。
彭家睦请熟人帮忙，好不容易获知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需要一名助教。彭家睦把自己的学历寄去之后，对方答应了，可以发给他为期一年的聘书。
这时，夏叔芳没有找到工作，终日惶惶。有一天，王应睐教授忽然告诉她一个好消息：他要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生物化学课，需要两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她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夏叔芳兴高采烈地跑去找彭家睦。彭家睦一听，又高兴又懊悔：高兴的是，这样一来，他可以跟夏叔芳一起，继续得到王应睐教授的教益；懊悔的是，他已经与北京大学农学院订了约。
夏叔芳劝他把情况向北京大学农学院说明一下，解除聘约。谁知彭家睦把头得像货郎鼓似的。叹了口气：“人，总得讲信用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不便再改口。”
夏叔芳知道彭家睦一向很讲究信用，也就不再勉强。在暑假之后，夏叔芳和彭家睦一起来到上海。夏叔芳从上海坐船到青岛，而彭家睦则出发去北京。他们俩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两封来信
1947年8月底，彭家睦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担任了土壤调查及土壤物理学助教。在那里，他工作了一年，独自编写了《土壤物理实验讲义》，带领学生们进行实验。
另外，他还进行了关于中国土壤的化学分析与机械分析方面的研究。夏叔芳则在山东医学院当了一年助教。他们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
1948年暑假，夏叔芳回到南京。这时，她家里托人在南京给她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转到南京中央大学物理学院生物系担任助教。
彭家睦在这年暑假从北京回到广东探亲。经过上海时，正好王应睐教授已调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便去看望王老师。王应睐缺少助手，劝彭家睦到上海工作。这时，彭家睦的一位同学因失业而万分痛苦。彭家睦便把北大农学院土壤系的工作让给了他。自己应王应睐之邀，到上海的中央研究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当时的职务是“技佐”。由于那篇关于“黄豆芽”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做完，彭家睦在王应睐的指导下，继续进行这项科学研究工作。
不久，彭家睦收到了两封来信。
一封信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是彭浙写来的。当时，彭浙在美国学习，知道芝加哥大学招考生物化学研究生，想让彭家睦到那里去深造。信中说，美国对于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是优待的，只要有一个知名教授介绍，就很容易考取。彭浙建议彭家睦请王应睐教授写封介绍信，手续很快便可办妥。
另一封信来自于南京，是夏叔芳写来的。夏叔芳用暗语告诉他，这里有人要北上，到“山那边”的“好地方”去。她征得他们的同意，可以一起北上。夏叔芳在信中问彭家睦，是否愿意北上？如果愿意，就结伴同行。
这两封信，犹如两颗石子投入彭家睦的脑海，激起了波澜。他犹豫，旁徨。
到美国留学去，这是他曾经向往过的，并对二哥谈起过。正因为这样，彭浙尽力在美国为他办好了手续。
到“山那边”的“好地方”去，这也是他向往的，并且对夏叔芳说起过。正因为这样，夏叔芳一有线索可以到那里去，立即写信告知。彭家睦从地下党员那里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