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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的时候，公安人员把一大把小红旗交给我。沿途，我不断插下小红旗。这是因为在沙漠之中行进，如果不随时随地做好标志，有时候就找不到归路。后来，小红旗用光了，就改为撒小饼干，作为“路标”。因为我们带着六条警犬，警犬闻着饼干的气味，也能找到回去的路。不过，由于那里天气太热，警犬也无法正常工作。
走着走着，口干难熬。我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没一会儿，就把一个水壶里的水全部“消灭”了。
一位老考察队员见了，笑着拍拍自己的水壶。
我摇摇他的水壶，沉甸甸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原来，他一口水也没喝过！他告诉我，在沙漠中，水就是生命。非到极渴的时候，不可轻易喝水。即使渴，也只能喝一两口，绝不允许咕嘟咕嘟喝个精光。
他是彭加木的战友。一个多月前，他们一起穿越了罗布泊，创造有史以来第一次纵跨罗布泊的奇迹。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我：6月16日，当他们来到库木库都克的时候，差不多水尽油绝了。他们的水是装在汽油桶里的。汽车强烈地晃动着汽油桶，剩下来的一丁点儿水已成了酱油般的颜色了。他们不得不用电报向附近的驻军求援。解放军马上伸出支援的手，答应派直升机送水来。然而，彭加木心中却又感激，又不安。他担心用飞机运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从地图上查出附近可能有水的地点。为了节约国家的开支，他，迈开双脚，顶着烈日，到茫茫戈壁滩上找水去了。他，临走留下的字条上写着——“我往东去找水井”。从此，他消失在广袤无垠的沙海之中……
听了这位老考察队员的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脑海中，时时浮现一个这样形象：他，年已花甲，白发爬上了双鬓，风霜在脸上刻下了皱纹，头戴遮阳白布帽，近视眼镜片上贴着照相底片（是他自制的“遮阳镜”），身穿蓝色劳动布衣裤，脚穿一双翻皮旧鞋。他，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正在沙漠中一步一步向前迈去……
从此，我很珍爱水。一路上，只有在口渴难熬时，才打开水壶，微微地呷上一小口，润一润干裂的嘴唇，润一润“着火”的喉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
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7月11日下午，我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采访了中国科序学院新疆分院的阎鸿建。彭加木失踪前，他就在彭加木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他谈了关于彭加木失踪前的详细情况，而且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画了彭加木的科学考察队行进路线图。他还拿出他的工作笔记，让我摘抄有关记录。
7月12日上午，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此前，夏训诚参加中科院沙追寻漠考察团访问美国。在彭加木失踪时，他刚从美国回来。他是在回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得知彭加木的消息，立即要求参加搜寻彭加木工作。他赶到库木库都克搜寻第一线。
夏训诚的回忆非常重要。此后他一直关注着搜寻彭加木的工作。2006年4月，在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时，年已七十有二的他赶往敦煌，对干尸进行鉴定。
7月12日下午，我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刘铭庭，请他回忆彭加木。
7月12日夜间，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昏暗的灯光下，我采访了彭加木所率领的科学考察队的副队长汪文先。汪文先告诉我，他在195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地理系，最初在四川工作，后来调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谈及彭加木失踪，他非常沉痛。他很感慨地对我说：“彭先生向来忘我地工作。他在‘文革’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在‘文革’之后才得以重返边疆。这时的他，年已五旬，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不过，他把‘四人帮’的影响估计太轻了。他把大家都看成跟自己一样……”
7月13日上午，我继续对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进行采访。
◆在乌鲁木齐采访彭加木胞兄
7月13日中午，有一架直升机要从库木库都克返回“720基地”。我搭这架直升机，回到了“720基地”。
7月13日下午，我在“720基地”对“21基地”的作战处处长周夫有以及“21基地”调度室主任乔文鹤进行采访，请他们谈中国人民解放军营救、搜寻彭加木的历程，作了数千字的记录。在彭加木所率科学考察队进入罗布泊之前，周夫有就奉新疆军区之命，负责联络科学考察队，给予帮助和支持。在彭加木所率科学考察队纵穿罗布泊的时候，周夫有每天都关注着来自科学考察队的电报。周夫有在第一时间里当获知彭加木失踪，他成了部队方面营救、搜索彭加木的现场总指挥。正因为这样，周夫有处长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向我介绍营救彭加木始末，使我获得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征得周夫有处长的同意之后，7月13日晚，我来到“720基地”值班室，抄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营救、搜寻彭加木的工作记录以及“720基地”与彭加木所率科学考察队之间的往返电报。
7月14日上午，我在“720基地”采访了搜索彭加木的46561机组，其中有机长黄先清、驾驶员坎哈尔曼？土尼牙孜（维族）。
7月14日下午，再度对“21基地”的作战处处长周夫有以及“21基地”调度室主任乔文鹤进行采访。
7月14日晚七时，我乘坐飞机从“720基地”返回马兰核基地。到达那里的永红机场时，已经是晚上九时，天还亮着。
当天夜里，我在马兰基地采访了新疆分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王熙茂。
7月15日，我在马兰基地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政工组的郭新言以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彭加木的助手李维奇，他们都是彭加木多年同事。另外，还在马兰基地摘抄了在彭加木失踪之后许多写给彭加木夫人的信件。
7月16日，在马兰，我继续对彭加木夫人夏叔芳进行采访。
这一系列的采访，使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7月17日上午，我乘飞机从马兰核基地返回乌鲁木齐。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我又住进“八楼”。当我再度漫步在“八楼”前的喷泉之畔，不禁感触万分。因为在这半个多月之中，我深切地懂得了水的价值……
由于真正进入搜寻现场的文字作者只有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和我，因此我也成了众所关注的人物。这样，一回到乌鲁木齐，一进入昆仑宾馆，我成了众多记者的采访对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主席阿巴斯？包尔汉（维族）是我的好朋友，曾经把我的多部作品翻译成维吾尔文出版。应他的邀请，我在乌鲁木齐科技系统作了关于搜寻彭加木现场情况的报告。
在乌鲁木齐，我多次前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进行采访。
我再度访问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在他那里，我见到彭加木出走前夕所写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原件，当即用复印机复印。我采访了彭加木的维族助手吾尔尼沙。
7月18日，我得知彭加木的二哥彭浙（原名彭家泰），在下午从广州飞抵乌鲁木齐。他是当时健在的唯一最了解彭加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人。彭浙已是66岁的老人了。当他飞抵乌鲁木齐，我前往机场接他。他一到昆仑宾馆，刚放好行李，就不顾路途劳累，开始同我畅谈，当天竟一口气谈到夜里11点多。彭浙的女儿彭泥，也帮助回忆了一些情况。
彭浙对我说：
我是在1980年6月25日那天，从隔壁邻居的收音机广播里，突然《'文'》听见弟弟彭《'人'》加木在罗布泊《'书'》考察时失踪《'屋'》的消息，非常震惊。26日，我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弟弟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的报道。
我非常挂念弟弟彭加木，巴不得马上来到新疆。感谢广东省省委、省政府的关心，让我来到乌鲁木齐。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家庭和睦的意思，我总叫他“阿睦”，这“睦”有时候发“摸”音。我原名彭家泰，因为我命中缺水。后来，我很喜欢浙江，喜欢西湖，从1933年起改名彭浙，“浙”字也有三点水。这次陪我到新疆的女儿叫彭泥，同样有三点水。我有两女一子。
我比加木大11岁，今年66岁。我身体还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