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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岩以为，刘新军的妻子来了之后得狠狠地骂他。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孙红来了却说：“新军，你不要怕，你就是得了艾滋病，我也不会离开你！”
苏岩这个感慨。怪不得，刘新军把妻子比做母亲。确实了不起啊！虽然孙红百般安慰刘新军，他还是吓得脸色惨白，流着眼泪哭了。他的妻子像哄孩子似的，把刘新军搂在怀里。
苏岩对刘新军说：“你老婆都没害怕你把她给传染了，你还在这儿害怕！你现在不好好安慰安慰她，你还哭？”
刘新军看着孙红这才说：“我对不起你……”
孙红说：“新军，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今后你改了就行了。”
像孙红这样的女人真是少见，后来还特地到公安局感谢警察，说你们把刘新军一下子就教育好了。说他现在不仅不找小姐了，连和他好的那个情人也分手了。苏岩当时真想谦虚地说：“这不是我们教育的结果，这都应该归功于艾滋病啊！”
事后查明，刘新军并没有被染上。
在找到的可能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嫖客中，有一个叫汪田尾的。他是吕梅的丈夫。汪田尾被找到公安局之后，苏岩起初对他很客气。可汪田尾却很狂妄。他问苏岩：“你有什么权利传我？”苏岩说：“我传你来主要是想了解了解情况。”汪田尾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指着苏岩说，“你这个警察还想不想干了？”苏岩说：“我想不想干你能说了算吗？”汪田尾说：“我一句话就能扒下你的警服！”苏岩笑了。
汪田尾过去不是这个样子。那时，他彬彬有礼，见到谁都客客气气。和吕梅结婚之后，汪田尾由于经常与有权有势的人在一起吃饭喝酒，感觉自己的地位迈上了新台阶。像苏岩这样的小警察，他当然不放在眼里了。
苏岩说：“你嫖过娼吗？”
汪田尾指着苏岩说：“你他妈的文明点儿！谁嫖娼了？我提醒你，我是吕梅的丈夫。”
苏岩假装不信，他说：“你快得了吧，你不是吕梅的丈夫，你是倒霉的丈夫。”
汪田尾不知深浅，打电话把吕梅找来了。吕梅是个商人。靠这些年辛辛苦苦的努力，挣了不少钱。她比汪田尾对社会要了解得多，见到苏岩十分客气。
苏岩说：“本来不想找你来，但你丈夫坚持要把你找来。”
吕梅说：“苏老弟，他不懂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就行。”到了现在汪田尾嘴还硬，他还是不承认他嫖娼了。苏岩无奈把事情经过当着吕梅的面讲了出来。
汪田尾一下子老实了。
吕梅却当着苏岩的面给了汪田尾一个耳光：“我花钱养着你，你却……给我丢脸。”
汪田尾捂着脸呆呆地看着吕梅。
苏岩赶紧说：“你们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
汪田尾和吕梅来到了医院抽血检查，汪田尾被证实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吕梅没被感染。吕梅当场决定和汪田尾离婚。她觉得自己很幸运。但医生问吕梅：“你和丈夫最后一次夫妻生活是什么时间？”吕梅说：“前天。”大夫说：“如果前天他把你传染了，现在是查不出来的。你三个月之后再来化验一次吧。”大夫详细地向她解释了艾滋病有一个所谓的窗口期。吕梅吓坏了，她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有可能被传染？”大夫点了点头，他强调说：“你与你丈夫任何一次性生活都可能被传染。你三个月后再来吧！”吕梅在医院里就哭了，她说：“这三个月我可怎么过呀？”
10
吕梅恐惧被丈夫传染上艾滋病，并坚决地想要与丈夫离婚，苏岩都能理解。他觉得这都是人的正常反应。但孙红对丈夫刘新军的态度苏岩就不太理解了。明知丈夫找小姐，明知可能被感染上艾滋病，孙红竟然能原谅自己的丈夫。这太不可思议了。尽管不理解，苏岩也没有更深入地调查。这与案件无关。但报社记者郭鸣武却对此充满了兴趣。他先后采访了刘新军和他的妻子孙红。
郭鸣武对孙红说：“我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没有爱情了。但现在见到你，我发觉爱情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孙红说：“我和刘新军是夫妻，夫妻之间应该宽容。我原谅他是觉得他会吸取教训。另外，作为妻子，我觉得不能对丈夫过分约束。爱一个人，首先应该给他自由。这样，丈夫才能永远爱你！”
郭鸣武觉得这不是爱情。这是把丈夫当做祖宗供起来了。他又单独找到了孙红的丈夫刘新军。刘新军请郭鸣武喝酒，郭鸣武把刘新军灌多了。刘新军酒后说出了真话：“孙红对我为什么这么百依百顺，主要是她曾经对不起我。我和她结婚的时候，她不是处女。她故意赶上她来月经的时候糊弄我。我发现之后，要和她离婚。她说什么也不答应。她说，只要不离婚，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后来找情人什么的，她都是装糊涂。”郭鸣武说：“你现在还找吗？”刘新军说：“现在是不想找了。”郭鸣武说：“为什么？”刘新军说：“我怕染上艾滋病。”
郭鸣武笑了。他来采访刘新军压根儿不是为了写什么爱情，他是想好好写写艾滋病。他采访爱情主要是想通过爱情写艾滋病。他觉得爱情与艾滋病之间是有联系的。郭鸣武除了采访刘新军、孙红，还采访了吕梅和汪田尾。在采访完之后，他在报纸上发表了长篇通讯：《艾滋病已经近在咫尺》。
他写道：总以为艾滋病离我们很远，一夜之间却已经近在咫尺。文章有一个新鲜的观点：艾滋病不仅通过血液、性交、母婴传染，艾滋病还能通过爱情传染。过去总以为自己规规矩矩不嫖娼不乱搞男女关系就能远离艾滋病，可艾滋病却披着爱情的外衣悄悄地潜伏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可以管住自己，但我们不可能管住爱人。
郭鸣武举了刘新军、孙红的例子。郭鸣武把孙红写得十分理想。他说孙红太爱自己的丈夫了。这种爱已经变成了宽容甚至变成了母爱。孙红感觉自己是生活在爱情里，但她其实是生活在危险里。刘新军如果被传染，是罪有应得。可孙红要是被传染了，谁来负责呢？爱情！爱情应该负责。艾滋病通过爱情，悄悄地威胁着善良而无辜的孙红，威胁着千千万万妻子和丈夫、恋人和情人。
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恐怖气氛。妻子怀疑丈夫，丈夫怀疑妻子，搞得许多家庭人心惶惶。一个读者给报社打电话说：
“现在走在大街上，我看每个人都像是艾滋病感染者。”
一个领导对郭鸣武的文章提出了批评：
“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怎么能和爱情混为一谈？真要是这么可怕，我们干脆就不要家庭了！一个没有家庭的社会还能发展吗？”
郭鸣武虚心地接受了批评，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中心意思是说，艾滋病是可怕的，但我们不能惧怕，更不能因为怕染上艾滋病，我们就拒绝爱情。这就好像是坐飞机，我们都知道有危险，但我们很少有人因为怕摔死就不坐飞机了。同样，我们不能怕得艾滋病就拒绝与心爱的人上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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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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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们过去被警察抓来之后，一般都是夜总会的老板走后门救她们。见郝飞也被抓了起来，小姐们吓坏了，她们还没有见过公安局对她们这些小姐下过这么大茬子！天天审讯，不仅要求她们交代自己的问题，还要求她们交代老板郝飞的问题。小姐们虽然整天呆在夜总会里，但她们交往的却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时候，她们也能明察秋毫。她们看明白了，警察抓她们原来是为了查处她们的老板。小姐们很快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为了立功也为了保自己，就说她们来夜总会卖淫是被郝飞逼迫的。她们本来不想干这种事儿，她们只想坐台不想出台。她们控诉郝飞，说郝飞使用暴力手段无偿地玩弄她们的身体，说郝飞逼迫她们打扮成学生、村姑等模样来招引客人等等。
按照小姐们这样的说法，郝飞的事儿可就大了。组织、容留、胁迫妇女卖淫，按照《刑法》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但苏岩并不希望郝飞因为这个受到严惩。当初，他执意调查郝飞，并不是对这些事儿感兴趣。他最想查清的还是被郝飞隐藏起来的秘密。可对郝飞立案侦查了这么长时间，查了他的全部社会关系，查了他的全部经济往来，却仍没什么像样的收获。苏岩有些着急了。他打算与郝飞最后摊牌。
苏岩买了很多好吃的，来到了看守所。
在提审室，苏岩把香肠什么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