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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校原先的设想，我们这一届学生，只要毕业考试合格，就可由卫生干校“保送”高等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系就读。可是，就在我们临近1953年暑期毕业考试前，学校接到上级指示：为保证大学教学质量和教学进度的整齐，勿论是军队或地方来的调干生、文化补习班学生，一律要参加暑期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无一例外。据说，高等教育部听取了各大学的汇报，前两年由于调干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入学后功课跟不上教学进度，学习起来相当吃力，不能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步前进，即便是不断地补课与辅导，个别调干生每学期仍有几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弄得教师费力，学生吃力。调干生的心理压力太大，导致一些人吃不好睡不香而得了神经官能症，故有此新规定。
上级要求调干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新规定确有道理，可苦了我们上医卫生于校这一拨儿了。本来，只要干校毕业考试合格便可以直升上一医公共卫生系深造，现在得临时抱佛脚，再补课应付全国统一高考。那时没有走后门这一说，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参加卫生干校毕业考试后，再立刻按全国统考要求补习新课程。
卫生干校的教师们马上忙看赶写新的讲义，还尽力收集解放后恢复高考以来历届高考试题，油印后分发给我们作参考。
当时，像我今天这样年岁的老教授，在那酷暑难当的日子里，教室里不要说空调机，连电风扇都没有。六十多岁的老教授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辅导学生补课答题。他们满头大汗，站在黑板前，吃着粉笔灰，认真地给我们这批“调干生”，或许该称之为“老学生”补习数理化。
同学对此感激之余，也学习得很艰苦，往往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仍坚守在教室里“拼命”。
学校领导怕我们精神负担过重，再闹出点什么病来，他们常到教室来赶我们回宿舍去睡觉。我们几个年纪轻一些的学生则采取跟领导“打游击”的办法，听说领导要到教室来检查，便急忙躲起来，待“风声”一过再溜进教室去学习。因为宿舍里不仅房间小，而且更加闷热，还怕影响他人睡眠，或被人“揭发”不睡觉挨批评。
卫生干校的领导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后，同意我们这一届干校毕业生，万一考不上大学者，只要本人愿意，可以再补习一年文化，第二年再给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我们听了不胜感动，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并未因此而松懈斗志，而是更加刻苦地参加补习，力争一次成功，就在这一届考上医科大学。
１９５３年，上海夏天的天气热得邪乎，既不刮风，也不下雨，身上衣服总是汗湿的，因为班上还有女同胞，不然我们肯定会光着膀子在教室里“开夜车”。幸好，校园里有一个游泳池，热得实在熬不住了，大部分男同学跳进游泳池里游泳，像我这样在河沟纵横的长江边上长大的乡巴佬，不会蛙泳、蝶泳或自由泳等姿式，但都识水性，能在水里划拉几下不会被淹死。我们一律都是“狗爬式”，在游泳池里嬉水打闹，轻松快活，凉快一阵子，再出来鏊战数理化！卫生干校已经放了暑假，乙班同学大多回家、看电影、逛商场、荡马路，轻松愉快，悠哉游哉。学校为了暑期后招收新生，让甲班同学腾出兴国路宿舍，安排我们住到了东湖路宿舍（东湖电影院隔壁）。另外，在马路对面，曾经是上海市委招待所，现叫“东湖宾馆”的地方借了一间大房子作教室，继续补课一苦斗”。
在这期间，我们学习中遇到一个共同的难题便是数学课程，数学学不好，也就增加了学习物理的难度，特别是力学部分。一天下午，我们在教室里正聚精会神地听孙教授讲过去历届高考数学试题，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写公式，他讲演算题时不只讲的速度快，在黑板上写的速度也快、擦黑板的速度亦不慢，我注意了一下，几乎是写两行就擦掉一行，令听课者目不暇接。我们一会儿抬头注视黑板上的公式变化，一会儿又低头作笔记，真是抬头低头忙得不亦乐乎。突然间，从头顶上发出哐啷啷一声清脆的巨响，好像房顶立刻劈头盖脑塌下来一样。教室里的人惊恐之际不由自主的头颈转向右侧朝窗外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座蓝色圆顶教堂上火光一闪，一个金黄色的大十字架冒出黑烟，顷刻间那个十字架便不见了，令人膛目结舌，老师和伺学都愣在那里过了一会，人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大家静一静，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题目上来：ａ＋ｂ＋c=”孙教授开始讲课，他想把大家的思绪拉回来。
后来，我终于高考“及第”。我们是卫生干校培养的第一期毕业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市文教卫生部门的领导都很重视。1953年临近暑期高考的时候，我们甲班全体同学集合在教室里，静静聆听校领导根据每个人的毕业考分，向大家宣布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名单。我感到荣幸的是本人的名字被列在其中，校领导给我们分发了报考大学的“志愿登记表”。数日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参加全国高考。
那时，高考录取生的名单公布在报纸。分两批发榜，第一批刊登名牌大学（即现在的重点院校）录取的第一志愿学生名单；第二批为被取生。第一批名单发榜时正值头伏、二伏，天气闷热异常，同学们的心更热，人们都满头大汗地跑到学校图书馆去拿报纸，急着按自己填报的志愿寻找学校与专业。别人很快都找到了各自的名字，我却“榜上无名”。我心里着急，不由得有些灰心丧气。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图书馆看报纸，在自己填写志愿的学校栏内逐行仔细地找了一遍又一遍，心急火燎的就是找不到，我失去了信心，一副神情沮丧的样子。我的几个好朋友陪着我安慰我。他们说，没有关系，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可我的心里实在觉得不好受。自己心里想，平素学习刻苦努力，在班上成绩还算不错，高考当天向监考老师交完最后一份答卷时的自我感觉也还可以，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真是想不通。由于情绪低落，夜里睡不好，白天吃不香。这天下午，两位年长我几岁的同学陪着我到马路上散步解闷，沿兴国路朝淮海路方向走去。在临近淮海路一个弄堂口的阅报栏前驻足，看到那里还有昨天的旧报纸没有换掉，我的一位从苏北来的学兄黄志坚又到报纸上去搜寻我的名字，我因为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故只是离阅报栏稍远处呆呆地站立着。
“小张，你的名字找到了，在这儿呢，快过来看啊。”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老黄大声地喊道。
我还是站在那儿发愣，不相信他的话，没有移动脚步。
“喂！你是怎么搞的？我叫你过来看，你怎么不来啊？我会骗你吗？”他有些生气地说。
老黄不仅是年岁比我大些，他学习好，人品好，在同学中威信高。他很少同我开玩笑，他还是我们的学习班长。经他这么一催，我急忙奔了过去。
“你看，你的名字就在这儿，你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他用手指着我的名字说，“我是上医公共卫生系，我们以后仍然是同学。”老黄后来是我们大学共青团团委书记，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张佐良”三个字赫然在目，原来榜上有名！我的心一下子怦怦地跳着，我怎么会看走了眼，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呢？
“小张请客，买棒冰！”另一位同学提议。
此时此刻，我当然非常高兴请客了，不远处就有卖棒冰的小贩，我们每人吃了三根棒冰。只可惜，当时大家都是“调干生”，拿的是助学金，囊中羞涩，要不然，我一定会奢侈一回，请他们到国际饭店去吃一顿。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是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我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真是喜出望外。头一天夜里由于“榜上无名”弄得自己心烦意乱而睡不好觉，这天夜里因“榜上有名”而兴奋激动又睡不好觉。一时间浮想联翩，旧社会像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仔的穷小子是不可能上大学念书的，每天能够吃饱饭活下命来就不容易，还谈什么读书。昔日马路上流浪的“三毛”，现在进了高等学府。我曾经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情竟然成为现实，我非常珍视觉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给了我这一难得的机会。
暑期，很快便过去了，考上大学的同学纷纷离开卫生干校去报到。当时的我，可说是壮志凌云、豪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