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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的样子，她听不懂那个人说话的意思。
“北京来的周总理，来看你们来了！”那人又加重语气大声说了这么一句话。她仍未开口说话，只是欠了一下身子，往旁边稍微挪动了一点。
周恩来见此情景便主动走过去坐到炕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趴在母亲膝头那个男孩的头。地方上的领导和随同人员站在屋子里，门口已聚集了许多人，都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
“你家有几个孩子啊？”总理问道。
“三个。”这时她低着头轻声回答道。
“你男人呢？”
“他出去了。”
“你家每年从地里收的粮食够吃吗？”周恩来见了这个没有文化但质朴的农民，便直奔主题。
“不够吃。”她答道。
“年底能分到多少工分？”总理再次细问道。
“我家年底没有工分，还欠三四十块钱。”这一次，她听明白了，或许，她知道是北京的“大官”来了。她直率地回答了周恩来的提问。这也是周恩来视察灾情顺便想了解农民生产、收入和生活的真实情况。
这个时候，农妇站起身来走到灶台边拿起一只粗瓷碗，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端到周恩来面前。他接过瓷碗说了声“谢谢你”就喝了一口，他看了我一眼。我见到那只瓷碗边上有未洗净的玉米面，碗边有多个破损缺口，但我不敢言语，更不敢朝前去阻拦他喝这碗里的水。
我是保健医生，自然担心他传染上肝炎或其他胃肠道传染病。西花厅素有保安全、保健康和保工作的“三保”之规，但我怎能妨碍领袖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呢。周恩来又简单地问了几句话便告辞出来，坐上汽车继续视察灾情。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一户公社农民，在面向黄土背朝天地干了整整一年之后，仍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可见中国的农业问题是何等的严重。这使他对农业生产状况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忧虑。我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业始终是个大问题！周恩来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
近中午时刻，车队到了一个水库工地。周恩来走下汽车，修水库的人群老远就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身影。工人们狂蹦乱跳地欢呼着，也许他们事先得知周总理要到工地来。周恩来向大家挥手致意，水电部钱正英副部长也在工地上。周总理过去同他们握手过后，带头盘腿席地而坐，大家紧挨他坐下围成一圈。
“喔，已经十二点多了，大家一起吃午饭吧！”周恩来看了一下手表同身旁的人说。
大家相视了一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高兴地叫人把饭菜端上来。工地上吃的当然是大锅饭，用脸盆盛的煮白菜，主食是玉米面饼子，大家没有洗手擦脸的讲究，我们围坐在另一个圈子里，各人拿起饼子掰开便吃，大家有说有笑的吃得很开心。饭后开会座谈，进一步了解水库建设和地震对水库的影响等情况，发言者畅所欲言不感到拘束，我们直至傍晚才离开工地。
“你今天表现不错嘛，没有来干涉我喝水吃饭是对的。你要懂得，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晚上回到专列上更衣洗漱时，周恩来对我这样说。
我到西花厅工作不久，就有人跟我交代总理办公室立下的“三保”规矩。我只有好好执行的义务，绝对没有违反它的权利。
当汽车离开水库工地返回石家庄途中，已是日落西山、晚霞满天时刻，在一处距公路100米左右的田野平台上有四五个妇女在推水车。周恩来看着觉得有些奇怪，她们为什么还不收工？他让司机停下车来，走过去看个究竟。
周恩来打开车门，立时听到妇女们在边推水车边唱歌。他下了汽车朝她们走过去。由于农村生产落后生活穷苦，不要说是女的就是男的也大多读不起书，她们没有文化，加之交通及通讯不发达，听不到广播，没有、也看不懂报纸，那时更没有电视机，所以，她们不认识周总理。周恩来走到她们跟前亦未引起惊讶或兴奋，而只是停止推水车，站在那里出神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人。
“你们是哪一个村的？这么晚了还不收工啊？”周恩来问道。
“你们不认识啊？这是北京来的周总理。”旁边有人告诉她们。她们中好像有人知道周总理是谁，是“大人物”，她们都大声的笑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咱们就住在那一个村，今天的活儿没有干完咋能回去哩。”她们中有人用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个村子说。这里受地震灾害小一些，未见到明显的破败现象。
“你们为什么一面推水车一面唱歌，这是谁规定的？这么做很累。你们可以喊劳动号子嘛，也可以什么都不喊。”周恩来又问又解释道。
“哈哈，哈哈哈，我们不累”她们没有回答周恩来的问题，只是笑着，周恩来同她们一一握手告辞。
“不知道这是哪个人规定的，边劳动边唱歌，搞形式主义，妇女能参加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不容易了，你们不能强加于人嘛。”他回到汽车旁跟地方上的领导同志说。
此次，周恩来亲自到地震灾区视察工作，顺便了解国家的农业政策（如工分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干部作风等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性的民情，他为老乡，为中国农民的状况在深刻地思考着。
第二节
周恩来办公室门锁有三把钥匙，邓颖超却没有一把；邓颖超也有抱怨，但夫妻俩终身相濡以沫绝非偶然；周恩
来急促地呼喊着：“小超啊！小超”
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是我在西花厅工作最重要的时期，直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故世。
我亲眼目睹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浊浪滔天期间政治生涯的一些侧面。我，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只能按职责做好自己份内之事。遵照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茬又一茬传下来的未成文规矩：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当然不该问的就更不能问了。因此，我虽然贴近周恩来的日常生活，但对他的高层政治生活几乎是全然无知。这连他的亲密战友、终身伴侣、与之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邓颖超大姐亦很少晓得中央发生的许多事情。
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你毕竟生活在这样的高层政治环境之中，偶尔也会有一些事情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突然向你迎面而来，真是连躲也躲不掉。
周恩来的一生，他的方方面面无疑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他可能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非常严格的保密观念。就拿他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居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手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